上海市的“并区”传闻尚未尘埃落定。
9月初，一些网络媒体传出消息：静安区与闸北区将撤二建一，建设新“静安区”。而几日后，又有网络消息指出，长宁区要被取消，改名为虹桥新区，新区将扩大至部分徐泾，由市有关部门直接领导。虹桥枢纽辐射的地区也全部划入虹桥新区。
这些消息虚虚实实，来自官方证实的消息只有：关于静安区和闸北区“撤二建一”的工作正在酝酿和听取意见过程中。不管如何，目前唯一确定的是，中央尚未审批这些并区计划。
进入新世纪以来，上海市对市域内行政区划的调整可谓动作频频。2002年，原南市区并入黄浦区；2009年，原南汇区并入浦东新区；2011年，原卢湾区并入黄浦区。而这一切动作，可谓中国各大城市纷纷上马区县合并的缩影，等待国务院审批的区县合并方案，足以排成一列长队。
合并问题就是发展问题
通过区县合并，解决城区布局划分不合理的问题，促进区域平衡发展，是很多合并案例的初衷。由于历史上行政区划的壁垒，同级别行政单位事实上的“各自为政”，以边界融合的方式解决壁垒矛盾，无疑是一种简单、直接地消减地区发展不平衡状况的方法。
典型案例如北京市在2010年将崇文区、宣武区分别并入东城区和西城区。传统上北京人有“东富西贵，南贫北贱”的说法，现实中，由于改革开放及奥运会前后海淀和朝阳部分地区等北部城区的兴起，“北贱”的说法已不成立，而“南贫”至今存在，也有“东城富西城阔，崇文穷宣武破”的精准说法。单从直观感受来看，北京的南二环和北二环城市面貌也非常不同，至于房价差别更是悬殊。更极端的是，原宣武区因为财政问题，一些拆迁项目无法进行，旧城改造也迟迟没有推进。
当然，除了看到合并前一方的经济强势和另一方的相对弱势，也要看到在资源上合并双方也可以各取所需。“有钱没地”和“有地没钱”的发展僵局，困扰着因行政区划限制无法深化发展的市辖区。如北京市2010年行政区划调整后，新东城区、新西城区面积较之前分别扩大了约一倍多，有效解决了原东城区、西城区缺乏发展空间的问题。
提高行政管理效能也是合并区县的理由之一。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语境下，更强大的市辖区无疑能够发挥更有力量的行政职能。而且，市辖区所在的城市行政规格越高，合并的阻碍也越小，所在城市能够包容强大区县的能力也越强。曾有学者统计，4个直辖市的区县撤并案例达29个（包括区县的合并与撤县设区），东部地区有1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发生了2次或以上的撤并。
上海市黄浦区先后吸纳了原南市区和原卢湾区，不仅实现了面积的扩大，也整合了区内商业资源，将外滩、南京路、淮海中路、新天地、豫园等上海著名商业中心和旅游景点，成为上海市商贸业、服务业职能集聚的中心城区。2012年8月苏州将沧浪区、平江区与金闾区三区合并为姑苏区也是如此，由于历史原因，市中心的区规模偏小，实现整合与统一满足了集中管理的要求。
一些行政体制的改革也在并区的动作中实现。2009年，天津市撤销天津市塘沽区、汉沽区和大港区，合并设立新的滨海新区；同时成立塘沽、汉沽、大港三个城区的工委和管委会。当然，上述措施仅仅是临时性的过度举措。2013年，原来塘沽、汉沽、大港三个城区的相应机构被彻底撤销。自此，滨海新区直管街镇。滨海新区作为副省级行政机构，这番变动，可视为行政管理体制上“省直管县”（县级街镇）模式的探索。
当然，对1992年成立的副省级新区浦东新区而言，它在行政管理体制上的创新举措放在当年更加突出——现在全国各地盛行的党工委和管委会模式，放在当年还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管理方法。
如何考虑公务员的感受
并区之后，经济层面的效果，可能在中长期阶段内才能有所显现。对行政机构而言，迫在眉睫或者说必须粮草先行的，是行政机构的整合与相关的人事变动。毕竟，原先两个区县的行政机构必须融为一体，才能实现集中管理的初衷。对普通公务员来说，仅仅是工作范围和工作职责的变动，然而对部门领导以至区级主要领导而言，“一山难容二虎”，势必有人因此调整岗位。
2010年北京四区并作两区，那次变动牵涉五六百名正处级以上中层干部、近万名公务员群体。事实上，在最初设想中，丰台区也曾考虑被纳入西城和宣武的合并方案，但终因调整面过大、牵扯利益面过广而被搁置。因为并区牵涉到公务员的切身利益，所以区划调整前期严格保密、公布后雷厉风行，往往成为一种应对手段。
当年，北京四区并两区坚持的人事原则是“职级不变，总数不变”。街道一级保持现状，区级部门实现合并。就合并后的东城区来看，原东城区和崇文区的副职基本保留，目前东城区保留有9位副区长；之前原东城和崇文区不少委办局的党组书记和局长由一人担任，则两区委办局各出一人分别担任党组书记和局长。当然，党政正职不可能这么办，比如区委书记的职务，采用一人担任新区委书记，另一人调入其他职位的做法：原东城区委书记杨柳荫任新东城区委书记、原宣武区委书记王宁任新西城区委书记；原崇文区委书记夏强调任北京市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而林铎则在短短一月内从原西城区委书记调任北京市委副秘书长，继而马不停蹄赴黑龙江省担任哈尔滨市委副书记。那次合并动作中，也有较少的公务员被安排提前退休。
如今，民间又流传有东城区和西城区合并的说法，以实现首都核心区域的彻底整合。有关部门和专家亦对所谓“首都行政特区”的设想不置可否。有关设想中，也包括将合并后的区域升格为副部级行政单位的设想，实现行政级别的升格，自然对解决人事问题有直接的帮助作用。
提前退休、去职保级、退居二线或外出学习，都是解决并区后领导干部冗余的办法。而对于剩下的干部，合理有效的人员分流政策显得尤为重要。在哈尔滨市道外区和太平区的合并中，涉及到的干部享受了分流的优惠政策，可以分流到市级机关或者其他区。但如果分流不到位，较多的干部不只带来财政负担，后备干部的提升也将一推再推。2006年哈尔滨市香坊和动力合并初期，1500人左右的干部队伍只有不到50人实现了分流，剩余的干部只能内部消化，直到2008年一小批后备干部才得到提拔。
从本来级别相同、职务一样的干部中确定具体任命，会考虑到原先所在区的地位、任职经历等，后备干部有时也会被优先考虑。有些地区的思路是从上级往下逐步解决。并区后，短期内政府各部门人数自然增多，职位竞争压力加大也是干部们普遍的心理体验。但与此同时，不同地区人员一起办公所感受到的交锋也实现了鲶鱼效应，来自经济欠发达一方的干部，也可以收获更好的工资福利。
合并掉的其实是文化
两区合并之后，有时候两个区的名字一同消失，改用新名字，有时候采用其中一个区的名字来命名新组建的区，总之都会出现至少一个地名的消失。在北京的并区中，相比东城、西城，人们可能更倾向于保留崇文、宣武这种具有历史厚重感的名字。而如今“东西犹在，文武已失。”不过，也有人表示，怀念“崇文”二字背后文化内涵的更多是年轻人，对老人而言，这不过是他们经历的诸多行政区划变化之一。这或许也是有道理的。而且，合并以后，富有地区特色的地名——如崇文门菜市场、崇文小学等，仍然是得以保留的。
2013年南京四区并两区时，命名也有过精心的考虑：秦淮、白下保留秦淮，因为秦淮是南京文化的特色代表；鼓楼、下关保留鼓楼，因为鼓楼区是省委省政府及省军区所在地，也是省级机关、高校科研院所相对集中的地方。只是南京老人们心里膈应，“以前我们讲解放军是从下关江边上岸进南京，以后要怎么讲，从鼓楼上岸吗?”
上海静安区和闸北区的合并计划，挑战的可能是老上海人观念中的地段情结。静安与闸北只隔一条苏州河，却是老上海人口中的“上只角”与“下只角”：上只角住的是独幢洋楼，下只角住的是棚户里弄；上只角是操着老派上海话和宁波话做生意的，下只角是苏鲁皖来的卖力气的……静安是老租界，闸北则是苏北人地块。这些都是长期以来的印象，在老上海人心里难免还有存留。
但即使再不舍，面对可供挑选的数家闸北民办小学和民办初中，静安的家长们也会忍不住喊一句，“终于感觉好些了。”现静安区内民办学校只有上外静安外国语小学和中学一家，选择实在有限。而由于静安区公办小学全面实行“五年一户”（本区内每户地址五年内只享有一次同校对口入学机会）的入学政策，闸北区也在部分热门学校推行此政策，所以直接受此次并区影响的是原两区交界处的学区划分。
区划调整非常有利于教育资源整合。北京西城、宣武合并后，原宣武、西城中小学在小升初时完全打通，南片中学接收北片学生，北片也大量接收南片生源。尽管近年原宣武区的学生精尖程度仍旧比不上原西城区的生源，但是据已披露的西城区教改内容显示，北京四中、北师大实验中学等牛校将陆续进驻原宣武区，以本校实力办学，原宣武区众多小学有机会直升名校，2015年西城区的教改更是被称为“招招利好原宣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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