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东娜/文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陈云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新中国经济工作的杰出领导人。毛泽东曾对其高度评价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尽管陈云在经济领域建树颇多，但其专长却不限于此，事实上，由于他长期担任党务部门的重要领导职务，陈云对于如何做好党风党纪工作、如何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工作要求，有着深入的思考。
陈云自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便逐渐走上党的领导岗位，在这一过程中，他对党风党纪工作的思考也随着职务的变迁丰富起来。从历史上看，大致可从三个阶段来探讨陈云对党风党纪工作的灼见与贡献。
延安时期
陈云随中共中央到达延安后，便于1937年12月起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直至1944年改任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在担任中组部部长期间，陈云结合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发表了大量讲话、文章，对革命战争环境下的党风党纪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1938年9月，陈云在抗日军政大学发表了《论干部政策》的讲演，在讲话中陈云叮嘱抗大学员说：“同志们不要引起这种感觉，以为革命纪律这东西也可以不要了，这种观念是不对的。一个革命的队伍必须有铁的纪律，来保障完成革命的任务。”随后，他又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发表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文章，在文章中陈云指出，“十八年来党的斗争经验，证明了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的保证……在今后，党仍应坚持这种纪律，才能团结全党，克服新的困难，争取新的胜利。因此，一个共产党员坚决地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是他的义务……一个真正能自觉遵守纪律的好党员，就在于他能在实际行动和日常生活的每个具体问题上，表示出自己是坚决地遵守党的铁的纪律的模范。”那么，陈云为何在革命战争的艰苦环境中依然如此强调遵守党的纪律呢？在《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的讲话中，陈云点明了缘由。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特别强调纪律，原因有以下五点：第一，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性质决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是十分复杂、非常残酷的，没有铁的纪律，就无法巩固自己、战胜强敌；第二，占中国社会绝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具有自由散漫的习气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若无产阶级政党没有铁的纪律，便无法团结和领导小资产阶级；第三，武装斗争的革命形式意味着无产阶级必须具有铁的纪律并掌握具有铁的纪律的军队，唯有如此才能战胜强敌、创建人民拥护的政权；第四，无产阶级在与资产阶级实行联合的时期，需依靠铁的纪律来抵御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政党的进攻和腐化；第五，抗战以来大量新党员的涌入必须依靠铁的纪律来对新党员进行教育改造。可见，延安时期陈云对党风党纪的强调，无不着眼于实际的革命斗争，也正是由于在严格的党风党纪中得到锤炼的党组织的存在，才为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1949年至1966年时期
建国后，陈云先后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1956年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他主要负责财经工作。面对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实际状况和他本人的工作分工，陈云此期虽未像延安时期那样大量发表对党风党纪问题的思考，但也结合实际工作表达了一些真知灼见。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陈云发表了《高级领导人要提高革命觉悟》的讲话。在讲话中，他提醒党的高级干部说：“党是处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头，现在阶级没有消灭，就是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意识还要长期存在。这种社会情况、阶级意识还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的情况是，在不少的高级干部中间，个人主义的成分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的，只要气候适宜，只要条件具备，小个人主义可以变成大个人主义”，针对这种情况，陈云开出两个药方，一方面，他希望高级干部要提高革命警惕、提高革命嗅觉，拒绝“伤风”；另一方面，陈云指出，“我们要严守党的制度和党规党法，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也就是说，党的高级干部只有将党风党纪的“红线”主动压于自己身上，才能保证自己不犯错误，而只有通过每一个党员干部的洁身自好、不犯过错，才能保证整个党的政治正确。当然，历史事实也告诉我们，陈云的忠告并没有得到与会党员干部很好的理解和贯彻，“文化大革命”的不幸发生，就深刻印证了遵守党章党法、维护党风党纪对一个无产阶级执政党的极端重要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形成，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中的重要一员，陈云在三中全会后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并被选为中央纪委第一书记。职务上的调整意味着陈云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党风党纪的工作中。在陈云看来，改革开放以来党风党纪面临的问题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较以往有所增加。在一次关于执政党党风问题的谈话中，陈云指出，“目前在党风中，以至在整个社会风气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是非不分。有些同志在是非面前不敢坚持原则，和稀泥，做老好人，而坚持原则的人受孤立。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有，但现在比那时要严重的多”，对于这一突出问题，陈云严肃指出，“纪检工作应该研究新情况，适应新情况。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共产党不论在地下时期或执政时期，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纪律”。在这一意见的指导下，陈云经过深入思考，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指导方针，大致可归为以下三点。首先，要加强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陈云指出，“各级党组织和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只是查处违法乱纪的案子不行，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共产党员的党性教育和自觉遵守党的纪律的教育。提高共产党员的素质，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党的建设上的一个根本问题。对这一点要有清楚地认识，要认真地抓紧抓好。”其次，要建立健全党的纪律检查部门。陈云要求，“县以上单位的党委，过去凡是没有建立纪律检查机构的，要尽快建立；已经建立的，有些还要加强力量。一般说来，凡是没有纪律检查委员会或纪律检查组的地方，都应有专职的纪律检查干部。”最后，应提高和正确认识纪律检查部门的职责和使命。陈云指出，“党的纪律检查部门，要在纪律检查工作上保证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健康发展。换句话说，党的纪律检查部门要坚决反对和认真纠正各种妨碍和破坏改革的行为，使纪律检查部门成为保证和促进改革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后党风党纪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迫切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纪检部门转变认识、改进方法，陈云在这方面付出了艰辛努力，做出了大量工作，他的功绩理应为全党、全国人民铭记。
作为一名历经革命、战争、改革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陈云深知党风党纪问题关乎一个政党的兴衰成败，他曾严肃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时至今天，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深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之时，我们更应牢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谆谆教诲，更应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好党风廉政建设，真正做到善始善终、善做善成，让党真正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让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真正成为党和国家的鲜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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