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5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法院意见）和《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检察院意见），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相继向社会全文发布这两个意见。
对于司法责任制，业界和公众之前普遍给予了较高期望，将其视为新一轮中国司法改革的核心工程，而《意见》的正式出台，标志着司法改革的深化之旅又向前迈出了有力一步。
并非只有责任的
“司法责任制”
翻看《意见》，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追责七条”。如果法官在审判工作中故意违反法律法规，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违反规定私自办案或者制造虚假案件，涂改、隐匿、伪造、偷换和故意损毁证据材料，或者因重大过失丢失、损毁证据材料并造成严重后果等情形，便需要依法承担违法审判责任。
从严格意义上说，要求法官对案件终身负责，并不是新鲜之举。早在2010年，甘肃兰州市的城关区人民法院就规定，所有法官必须签订责任书，承诺法官必须对自己审理案件的质量终身负责，出现问题后不能因为时间、岗位和职务变化而免责。
近年来，其他不少地方法院也先行一步，对严格法官责任作出了一些积极探索。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看似富有新意的承诺与改变，大多停留在道德层面，缺乏刚性、权责不对等，真正追责起来并不容易。
然而，司法责任制的建立，决非道德说教，也决非单纯的“打板子”。这是一个系统、规范、缜密的工程，除了进行责任的区分之外，还须结合司法实际，从权力的赋予、权益的丰富、监督的落实、权利的救济等方面，作出科学设计。
权责利相统一，是最基本的法律原理。只有义务没有权利，或者只有责任没有权力，都会带来现实反差。之前的审判体系中，最为人诟病的，也就出在“审理者不裁判，裁判者不负责”上。因强调内部层层审批，违反直接言词原则和亲历性原则，进而导致审判权责不清，遭到社会各界近乎一致的批评。
司法责任制的建立，可贵之处在于体现了“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精神。《意见》首先明确，进入法官员额的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庭长、副庭长应当办理案件，并就办案数量提出了原则要求，以此消除审理者与裁判者的身份隔阂。同时，《意见》对签署和签发裁判文书方式做出重大变革，规定经独任法官签署或审判组织的法官依次签署完毕后，裁判文书即可印发，而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以外，院庭长不再对裁判文书进行审核签发，由此真正实现了审理者、裁判者、署名者、签发者的高度统一。
在赋予审判者更重的责任担子之时，有关权利补充工作也已尘埃落定。之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6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法官、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改革试点方案》、《法官、检察官工资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决定突出法官、检察官职业特点，对法官、检察官队伍给予特殊政策，实行全国统一的法官、检察官工资制度，建立有别于其他公务员的单独职务序列。而较高的薪酬待遇、必要的职业尊荣和良好的履职生态，也将有助于司法人员独立公正行使职权，乐于承担相应司法责任。
诚然，司法责任追究制度的建立，等于防范徇私枉法又多了一道藩篱，却也无形中增加了人们的担忧：如何才能杜绝顶着司法责任追究之名，干涉正常司法审判活动呢？《意见》在明确司法责任追究条款的同时，就审判责任的豁免及其条件、加强依法履职保障等作出了规定。
《意见》第28条规定，即使案件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后被改判，如果有对案件基本事实的判断存在争议或者疑问、但根据证据规则能够予以合理说明，因当事人过错或者客观原因致使案件事实认定发生变化，因出现新证据而改变裁判等8种情形之一的，都应当免除法官的审判责任。
此外，在案件审理的各个阶段，除非确有证据证明法官存在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严重违法审判行为，法官依法履职的行为不得暂停或者终止；对遭受不实举报、错误追责的建立补偿救济机制；强调对侵犯法官人格尊严、藐视法庭权威、侵害法官人身财产安全等行为应及时依法惩治。
摒弃单一惩戒、过于口号化的传统模式，通过奖励与惩罚并举、打击与预防结合、追究与救济兼容等具体举措，构建起一个更为科学、合理和规范的司法责任制体系，让“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等制度得以落地生根，亦让司改面貌为之一新。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革新
之举
构建司法责任制的大背景，是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司法乱象。现实中，不乏一些司法不公、冤假错案和金钱案、权力案、人情案等腐败问题，各种“真凶落网”、“亡者归来”等离奇桥段，映射着办案人员的敷衍塞责，甚至失职渎职。
一个重要迹象便是，部分高级司法人员在反腐风暴中落马，若干案件的审理一经曝光便让人瞠目结舌。2008年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案发举国震惊，时隔七年，今年7月12日，中纪委官网又公布了最高法院副院长奚晓明落马消息。
在上海、武汉等多地，都不乏法官因贪腐违纪集体落马的丑闻，曾有落马执行法官坦言，在执行工作中有11种以上腐败方式。这些问题的出现，严重戕害了法治精神，也极大地降低了司法公信力。
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司法乱象并未逃脱民众和高层视线。构建司法责任制工作的重要性，中央和最高司法机关认识早已统一。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成为“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一项重要内容。相关“框架意见”和“上海改革方案”，亦强调以完善主审法官责任制、合议庭办案责任制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为抓手，明确法官、检察官办案的权力和责任。
今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保证司法公正议题，习近平便郑重提出，要“牵住司法责任制这个牛鼻子，凡是进入法官、检察官员额的，要在司法一线办案，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而在7月2日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周强也指出，“司法改革的根本尺度是提升司法公信力，司法改革的标准是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司法改革的‘牛鼻子’是司法责任制改革。”
所谓“牛鼻子”，指的便是司法责任制在司法改革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司法责任制的重要作用，恰恰在于清洁水源、公正司法。一切司法乱象的背后，都离不开“人”——各级司法人员，因为他们拥有的强大权力得不到有力遏制，才致使以权圈利、以权谋私，洞开违法审判之门。通过司法责任制的建立，准确抓住了司法腐败之源，堵塞法律上的漏洞，加大法官滥权行为的违法成本，方能使之不敢任性作为。
尤其值得赞许的是，从顶层设计来看，司法责任制的建立处于“核心”。在这项重要司法制度构建的同时，同属司法改革范畴的司法人员工资待遇、职务序列、员额等制度齐头并进，弥补了司法责任制度“刚性有余、柔性不足”缺陷，有助于推动“责任落地”。
从司法责任制的建立过程看，秉承了“先试验、再推广”的改革思路，体现了谨慎立规的法治精神，是司法改革的关键布局之作。之前，按照司法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上海、广东、吉林等第一批7个改革试点省市积极实践探索，扮演了推动司法责任制落实的“探路者”角色。从各地报道情况以及最高院出炉《意见》的决心看，试点应当卓有成效。
正是考虑到司法责任制度的重要性，在先期试水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经1年左右的调研论证、征求意见、讨论修改，起草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并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5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
“动奶酪”的改革到底能走
多远？
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没有责任的权力也必然导致权力任性。从大的方向看，审判权作为公权力，尽管权力性质和运行方式具有特殊性，但仍应受司法责任制约。但是，《意见》的出台，是否意味着司法责任制乃至司法改革的全面推开，是否意味着法官审判方式的依法独立行使，是否意味着司法腐败现象的烟消云散？显然还不能过于乐观。
一个例证是，最高法院早在1998年就曾颁行了《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令人遗憾的是，现实中这一“办法”却表现出究责不力，大责化小、小责化了的个案实非鲜见。
从本质上看，任何改革都是一次利益的再调整、再分配，司法改革和司法责任制的构建也不例外。在一些利益群体眼中，这同样是一次“动奶酪”之举。
以关系司法责任制的“员额制改革”为例。有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法院共有在编人员约34万，其中法官19.88万，检察院共有在编人员约25万，其中检察官15.8万。不难看出，法官检察官的人数明显超过其他人员数量。从改革试点情况看，序列分流后，各类型人员基本会达到3：3：3，由此带来司法精英人才的流失不可避免。
有人说，给予司法人员更高工资待遇，可挽留部分人才。问题是，社会上对此并非持有一面倒的赞成之音，在司法腐败现象高发的情况下“涨工资”，更难免激化社会矛盾，而社会上法律精英的高薪酬，也客观上刺激着司法人才从体制内流向体制外。而一个更直接的问题是，有限的“高薪”就一定能“养廉”吗？
再有，司法责任制下，“去行政化”的速度在不断加快，有“乌纱帽”的院庭长、审委会成员等都需要亲自参与审判案件。在中国语境下，法院面临着大量的行政和社会事务，这些人员是否具有了足够的素质、精力和时间，像其他办案法官一样高质量审判大批案件？他们具备的行政角色，是否会在审判案件中，得到其他方面的“照顾”，或者说免于被“追究”？
为排除权力干扰，试点地区都在积极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确保法官依法履职行为不受追究，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将法官调离、辞退或者作出免职、降职等处分。但在有关采访中，一些司法人员仍忧心忡忡，“有时候想坚持原则，最担心的就是被打击报复。”司法责任制内含的“保护条款”，能否经得起残酷现实的冲击，或许还需更多实践支持。
另一个问题是，在全面推行司法责任制过程中，如何才能最大程度避免司法工作人员“越位”“缺位”“不到位”，避免产生“人情案”“金钱案”“关系案”？一些试点法院探索着监督措施。比如，在外部坚持聘请廉政监督员，接受当事人的投诉，接受社会监督；在内部庭室部门设廉政监督员，立案时给诉讼各方当事人发放廉政监督卡。从既往经验看，这种被特定化的监督对象，很容易被“虚置化”，难以发挥应有作用。
从今年７月起，海南省法院系统实施《司法责任制职责清单（试行）》，共8章40条，细化了主审法官、合议庭、审委会等审判权行使主体的职责。上海市检察院则将检察长和检委会的权力范围减少至15项，下降约70％。应该说，“权力清单”的开列和“减法”，符合阳光司法的特征，让权力运行更加明晰、案件审理更加透明，无疑是正确的改革方向。
但是，除了法官、检察官之外，司法辅助人员的权力清单也需进一步明确规范，重构新体制运行的廉政风险防控体系，推动司法改革不断前行，深度恢复司法公信力，从而“让民众在个案中感受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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