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两会上，教育部长袁贵仁再次被记者问到了一年前他的那件麻烦事儿。
提问的记者来自华尔街日报，问题这样问：“你去年说西方价值观的教材不适合课堂，希望你可以解释一下，西方价值观具体是指什么？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好像是西方的一个概念吧？另外，教育部对这些有西方价值观的教材如何处理？”
有必要回顾一下去年1月的那件事。
时间回到2015年的1月30日，袁部长的一篇名为《努力做好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讲话在网上热传。
袁部长的讲话是这样的：“要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的同时，防范对外开放条件下办学面临的各种意识形态风险，努力在斗争中把握主动，赢得优势……教材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体现，也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基本途径。进一步加强教材建设，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创新，坚决抵制那些传播西方错误观点的教材进入我们的大学，打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教材体系，为壮大主流意识形态提供坚实支撑。”
可以看出，讲话的原意是坚决抵制传播西方错误观点的教材进入大学，而不是“决不让西方价值观教材进课堂”。袁部长说的是，在现有的政治话语中是相当“平稳”的，既强调了“借鉴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的开放态度，又强调了“抵制西方错误观点的教材进入大学”。但这种政治正确的表述，在网络的传播中，却被简缩成了一个斩钉截铁的“决不”。
所以，就有了华尔街日报记者的提问。断章取义，往往是网络话语的通病，而曲解的局势一旦产生，人们总是喜欢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
外媒记者问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马克思不就是西方人么？
是的，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原教旨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方舶来品。
所以，先不论这个问题本身的曲解，那么，“从西方来的”就一定等于“西方价值观”么？
这似乎是一个偷换概念的说法。因为“西方价值观”中的“西方”其实并不等于地理意义上的西方。君不见日本在中国的东边，但是一般也把日本称为西方国家么？英法美德俄日意奥可是联军的组成国呢。
事实上，袁贵仁的回应也点出了这种偷换：作为一个西方人，你信仰马克思主义吗？其言下之意无非是，“从西方来的人”不一定认可“从西方来的主义”。所以，即使都在地理上的西方，也不一定天然持有西方产生的价值观。这应该很好理解。
那么，到底什么是西方价值观？什么是中国价值观？似乎很少有理论文章清晰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也都有选择自己价值观的自由。所以，在西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运动中，萨特们可以和学生走上街头，手里挥舞着东方来的“毛主义”；几百年来，也一样有西方人不远万里来到远东，在禅宗密宗或者共产主义的教义里觅得心灵的安稳和自由。
如果单看字面上的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述里，也有自由平等民主公正法治等字眼，和普世价值里的那一套没有太多区别。
但政治也好，社会也好，从来都不是字眼上的问题。换句话说，自由、平等、博爱、公正等价值，应该是任何现代社会都追求的理想状态。这就像我可以说我的理想就是不上班，但是我为了这个理想还得去上班一样。
也就是说，价值观是理念的笼统表达，而实际操作中能做到多少，才是人类社会有政治、法律、道德等架构的原因。人们正是为了追求这些才会行动，也正是人类追求这些价值的行动造就了历史。
有人会问：为什么看上去“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字眼老少皆宜人畜无害，但却有这么多的价值纷争？
因为通向理想态的道路有很多，而人们总是以通向这里的道路差异作为分庭抗礼的理由。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这里的“道”，在这个语境中可以解释为“通路”；而“道术为天下裂”，人们追求的可能是同一个“道术”，但方法不同，就造就了理念的不同。
这就好比诸子百家产生的年代：儒墨道法可能追求的都是太平盛世，但是儒家说要修齐治平，法家说要严刑重典，墨家说要兼爱非攻，道家说不如坐化物忘。正是方式上的不同，造就了理念的区别，产生了不同的流派。
换句话说，任何的“价值观”都是不能与社会现实、以及改造社会的方法割裂开的。一般语境中的“普世价值”，背后一定有党派政治、民选政府等一套西方通行的操作方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背后，则有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制度。
所以，单纯讨论价值观谁对谁错其实没什么实际意义。本质上，这还是一个“路线之争”。
价值观是要指导实践的。否则的话，就可能是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又或者是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基于路线之争的现实，人们会产生不同的思想。
那些争斗的双方，是截然对立吗？从理念上说，可能确实有很多交集。但方法可能确实非常不同。基本上，你随意举出几个国家，他们的政体制度一定有非常多的不同。
但有必要澄清一些误区。
比如，只要不是西方（一般意义上）的治理模式，就一定是“专制”、“落后”、“独裁”的吗？看上去并非如此，至少这个理论不能解释亚洲四小龙的崛起。
这个问题还可以引申一步：采用了西方的治理模式，就一定是一个美丽新世界吗？这方面的反例也很多，不胜枚举。
所以你看，人们谈论理想价值是往往口若悬河，但治理实践却寸步难行。这就意味着，民主－专制、进步－落后、文明－野蛮、正义－邪恶等二元对立的词汇描述在遇到政治实践时往往是苍白无力、解释不了的。用一个词描述一个人都难，何况描述一个国家。信仰一个词描述一国的也许别有用心，但更多的可能是盲人摸象的无知。
意识形态当然很重要，“极端重要”。为什么？因为它的核心是“解释权”。古代王朝说天子是天之子、龙化身，跟基督教里说“应许之地”、“天佑之国”没什么两样。都是解释自己的合法性来源。
任何一个国家、政党都面临执政合法性的问题。在西方的政治实践中，选票是合法性来源，代表人民的认可。但在中国的现实操作和政治传统中，选票只具有阶段性的意义，长期的政治效能才是最终的合法性来源。理解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和社会现实，首先要承认的就是这种差异化的治理。
什么是政治效能？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说白了，就是你能不能让老百姓富起来，让国家强起来。无论你在竞选台上多么口若悬河，信誓旦旦，对不起，中国老百姓就是这么任性，只认实效。
这个是做好中国意识形态工作最大的背景。执政党如果不能解决发展问题，才会动摇老百姓的信念。从中国的发展看，中国执政党的政治效能是得到认可的，尽管中国的这套发展模式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已经成为一个后发国家追赶式发展成功的范例。
那么，为什么袁部长一碰到意识形态问题，就遭到这么激烈的反弹呢？想要偷懒的话，我们当然可以继续用“一小撮”、“别有用心”等字样来搪塞舆论，但众声喧哗，是今后舆论场的常态，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
所以问题在于，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中，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但却讲不出、讲不明白。而现在的舆论格局是，你说你是对的，那你最好证明给我看。所以，如果我们没能总结出几条道道来，开口闭口还是过去的那套斗争理论，就显得“不合时宜”了。这是理论和实践脱节的问题。
理论的生命力还在于强大的解释力。如果一套理论，只是停留在课本里，天天让人死记硬背，却无法解释新事物、新现象，那真是“一把火烧了了事”。唯一的办法就是塑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体系，让自己的解释权变得更加强大。
当然，对于袁部长遇到的困境，也有分析者归结为左和右，以为这次争议反映了“越左越安全”和“越右越正义”的舆论对立，但这都是以事先拟好的标签，人为划定阵营，未免草率。中国经过三十年的发展，早已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在开放与发展的同时，如何树立中国的主体性，而意识形态，无疑是首当其冲的。这是中国凝聚发展共识不得不面临的挑战。
（来源：侠客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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