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纽约客
在一个干冷的周日早晨，Weymi Cho开着她新买的红色真皮内饰的白色玛莎拉蒂GT跑车来温哥华市区接我。前一天晚上她只睡了两个小时，因为她的公寓里新装了一台卡拉OK机，她和朋友们纵情欢唱，豪饮凯歌香槟。她的公寓可遍览温哥华海港美景，价值400万美金。Weymi Cho今年20岁，身量纤细，拥有一双大眼睛和瀑布似的及腰长发，穿着一件Dior的丝质上衣。她看上去很矜持，带着些许的贵族气质。刚过十点，我们驱车去HoltRenfrew购物。
Holt Renfrew相当于美国的巴尼斯百货，Weymi知道这里面商品有限，但这依然是她周末经常出没的地方。“这里不能跟拉斯维加斯相比，在那里我们有更好的选择。”Weymi边开车边对我解释道。她的英语带着细微但足以察觉到的口音，当我转用普通话跟她交谈，她明显放松了很多。她总是提到各种欧洲品牌，似乎把它们当成了一种货币，可以衡量其他东西的价格。她说，“一个保姆一个月的工资可以买一双Roger Vivier缎面舞鞋，”她外宿一晚的费用就相当于花掉了半个爱马仕铂金包。在去年三月的生日宴上，Weymi不到一小时就花了四千美金左右购买酒水，比两个芬迪手提包还要贵。
Weymi十四岁搬到温哥华，进入寄宿学校学习。她生长在台湾，父母都来自大陆，在台经营一家成功的半导体公司。在台湾时她和妹妹就读于国际学校，这为她们出国学习做好了准备。暑假期间，她还经常到美国和澳洲旅行。Weymi说：“我爸爸希望我们说好英语。他一直都打算把我们送到西方国家。“把孩子送到西方国家是中国很多新贵的普遍想法。在过去十年里，他们涌入纽约、伦敦、洛杉矶等大城市，抢购房产，引起了人们对阶级不平等和财富外流的焦虑。中国富豪在公众想象里形成了刻板印象，此前90年代的俄罗斯富豪曾占据这一形象，更早期人们关于富豪的印象则来自海湾国家。温哥华坐落在太平洋沿岸，位置优越，气候宜人，生活节奏较慢，因此这里便有了扎堆的中国人。中国新崛起的百万富翁们将温哥华视为天堂，他们不仅在这里存放他们的财产，并且越来越热衷于将子女送到这里来接受教育，学习经商，开展社交。
在中国，富豪的孩子们被称为“富二代”，在贫困依然普遍，并以勤俭节约为良俗的中国，富二代们的奢侈变得臭名昭著。去年，中国首富王健林之子王思聪在网上晒他的宠物狗，狗的两只前爪上都戴着金色的苹果手表。在论坛上，网友们指责富二代们“炫耀不劳而获的东西”，并称“他们荒唐的显摆是对中国社会职业道德的毒害”。习近平主席已经指出，有必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致富思源，富而思进”。最近，中国政府为70多个亿万富翁子女开了速成班，让他们学习中国传统价值观，培养社会责任感。
一直以来，富二代话题持续吸引着人们。近年来，中国一些最受欢迎的电视剧，如《百万新娘之爱无悔》和《冰与火的青春》，就有围绕富二代展开的情节，描述他们的爱情生活如何巩固或危及到家族财富。温哥华也有一个富二代真人秀，《公主我最大》，Weymi是这个节目的主角之一。
人们对新富群体存有敌意的情况并不仅仅发生在中国，但是中国的情况很独特。由于共产党的系列政策，几乎所有的富豪都是白手起家，没有可以模仿的旧式贵族，也没有怎样花钱的模板。我采访了一些《公主我最大》的嘉宾，询问她们如何看待别人对她们的嫉妒和谴责。“在这个节目的论坛里，人们总是说，‘她们为什么要那样炫富？’”，Weymi耸耸肩：“我不认为我在炫富。我只是在过我的生活。”
中国大约1/3的财富掌握在1/100的人手里。中国的穷人仍过着发展中国家的生活，但一份最近的报道却显示，中国资产超过十亿美金的富翁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教授Jeffrey Winters告诉我：“中国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快的几次财富分化之一。”Winters是《寡头集团》（Oligarchy）一书的作者，他指出在极少国家，极端的财富分化在共产主义改革中被消灭，随后又重新出现。中国就是其中几个国家之一，而另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俄罗斯。与俄罗斯一样，中国新贵阶层骤然崛起，意味着他们不了解过去那些世袭权贵低调守财的方法。Winters说：“可能年龄或者文化环境不一样了，过去的富豪从长期的经验里知道，让自己财富的信息不为外界所知，比大张旗鼓更加安全。”但是新富豪们，就像凡勃仑的理论里所说的那样，“喜欢通过炫耀性消费来宣扬自己的地位。”
一份由中国银行和胡润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六成的中国富人已经移民国外，或正在考虑移民国外（“富人”指资产在1000万人民币，也就是150万美元以上的高净值人群，这在中国是相当大的财富，但也不算高的离谱）。当前中国人每年流向海外的资产高达约4500亿美元，大部分流入了房地产市场。美国全国地产经纪商协会表示，中国客户已经成为美国住宅地产市场上最大的海外资金来源。
中国富人开始着眼海外有诸多原因：有的担心污染，有的想让后代接受更好的教育。钟学光（音译）是斯坦福大学一名社会学教授，在中国读的本科，他告诉我，“在中国，争夺学校的竞争很残酷。好学校的招生名额有限，有时候你再有钱，也挤不进去。”当然，大部分富人移民最根本的原因是钱放在中国不安全：不仅仅因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股市动荡，引人担忧；在中国，要想在商业上大干一番，必须和政府官员搞好关系，有时要买通他们获得支持，而很多官员又会在政治对手发起的反腐运动中落马。
约翰奥斯博格（John Osburg）是一名人类学专家，常年在成都研究一些成功的商人，他告诉我，“中国的商人总是担惊受怕，如果依附的官员在反腐运动中被打倒，自己也会受到牵连，资产会被没收。而且，如果竞争对手在政府里有更硬的后台，他们可能会利用这层关系打压自己的生意。”在他认识的富人里，就有人认为上福布斯年度中国富豪榜是噩梦：“若一个人刚崭露头角一两年，就连续几年出现在榜单上，他会突然变成犯罪调查的对象，或者因为什么腐败丑闻被打倒。”
Weymi说这样的焦虑感在温哥华无处不在：“我有些上海的亲戚是官员。当然，都是廉洁的官员。他们告诉我自己身边的朋友很害怕最近的这次反腐运动。在中国，这不仅仅关于你的所作所为，更重要的是你圈子里的人是谁。”
中国的富人大规模海外移民，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几千年以来，中国的统治阶级一直是孤立主义者，并以此为傲。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精英的社会学教授萨默斯卡恩（Shamus Khan）告诉我：“人们现在称中国为新兴经济体，但其实在1810年之前的两千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强国。此前，中国的精英阶层对外国人的态度十分保守，甚至有些势利，他们认为欧洲的精英是落后的，想从中国获取文化。”西方人历经险途，从中央王国（Middle Kingdom，指中国）获得富有价值的商品，瓷器、茶叶、丝绸等，这一王国自视为世界的中心。
到了19世纪，中国才意识到西方已经走在了前面，特别是军事科技领域。英国因不满对华贸易逆差发动鸦片战争，中央王国不幸惨败，这导致了王朝的陨落。“中国第一次接触全球化就彻底崩溃，至今仍未完全摆脱阴影。”卡恩说，“新一代中国精英的崛起是中国与全球化的第二次碰撞，有趣的是，有些形势已经扭转。
“加拿大商盈移民理财有限公司总裁”黄世恵10年前创立这家公司，专门为移居国外的中国人提供移民、投资和同化的建议。对想要在温哥华扎根的富二代而言，他是万能锦囊，也是非官方大使。
黄世惠说，移居到温哥华的中国人总数庞大，远超出可以接待的顾客数量，他说“中国人买房产毫不犹豫，温哥华的房价相比于纽约、洛杉矶、香港或者日本要低得多，在这里买房子是经济的选择。而且这些人有的是钱，他们想多样化投资，把钱放在安全的国家。”
我问他他的客户是不是中国最富有的前1%。他告诉我，“我不会说是前1%，更可能是1%-2%之间。”他的客户大部分发迹于二三线的制造业城市，而中国最富有的人往往来自北上深。“金字塔顶端的富人有政治靠山或者关系，没必要来海外投资。”
甄瑞谦出生在温哥华，其家族在加拿大生活了近一个世纪，他曾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城市规划，在知名建筑师谭秉荣（温哥华本地人，祖辈最早是香港人）的事务所工作，密切关注楼市繁荣的影响。在最近的一次研究中，甄瑞谦发现，在三个西部高档小区里，七成的独户住宅都卖给了中国人。房子均价305万美元，其中27%的买主自称是家庭主妇或学生。甄瑞谦称之为“宇航员式”的家庭：购房者通常是丈夫，在亚洲工作、生活，挣钱快，将家庭成员安顿在加拿大，以便把钱转移到社会和政治都比较稳定的地区。甄瑞谦自创了一个词：“对冲城市”，指温哥华这样的城市，在这里投资可以对冲国内经济不稳定的风险。
在过去的6年里，温哥华一套独户住宅的价格上涨了65%，均价高达190万美元。而与此同时，家庭收入中位数几乎没有变化。当地居民注意到了悬殊的差距。去年一位愤怒的29岁女性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自拍照，并用# 附上一个标签：“拿不出100万”（#don’t have 1 million）。数百个温哥华居民纷纷效仿。
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立法委员会中来自温哥华灰岬区的代表大卫艾比（David Eby）表示，近期他与当地居民委员会进行过交流。所有的话题都是关于来自中国大陆的财富。很多本地人对此非常焦虑，“因为那些有钱人似乎只对购买房产感兴趣，但是根本不对社区做出贡献，甚至不愿融入其中。”
重压之下，温哥华市长罗品信（Gregor Robertson）提议征收豪宅税和楼市投机税。他提议对闲置房屋征更高的税，并呼吁 “大力追踪”国外投资和空屋屋主。但是这些措施真正落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伴随着房价上涨，加拿大本地人也发现住房已经能让他们自己的资产升值。每当有政策涉及到抑制房价，有可能让一些人的资产贬值时，甚至包括总理贾斯汀杜鲁多在内的许多联邦政府官员都会提出警告。而且国外富人在加拿大买房意味着更多的税收，艾比表示：“国家离不开这些税收”。
有一天，Weymi和我一起共进晚餐，那天她的穿着竟一反常态地随意——一件及膝羊毛衫，低调的平底鞋，也没有化妆，我们用餐的地点也选在了列治文市一家叫小四川的中国小餐馆。和皇后区的法拉盛不同，列治文到处都是出生在加拿大的中国人。Weymi开车时，我问她是不是喜欢温哥华胜过中国，她说是的。紧接着她控制方向盘转了个弯然后缓缓说道：“你看，在这里当我想转弯时，我打开转向灯就行了。这本应该是全世界通用的准则。但是当我第一次在中国开车时，我打开转向灯，人们非但不减速，反而一拥而上纷纷走在我面前，我真的太生气了。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之后，我也和当地人一样，不打转向灯，想转弯就直接转了。我也不想这样，只是别无选择。”
吃饭的过程中，我们开始讨论不平等，讲到各自在加拿大和中国看到的不平等的程度。Weymi问我：“你去过东哈斯汀吗？”那是温哥华的一个贫困街区，周边是时尚的酒吧和上百万美元的豪宅。“在那你最能体验到不平等，但事实上那里大部分人的生活都挺不错的。嗯，至少比中国的要好。”
她回忆起她有一次在上海误入棚户区，看见了那些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她紧接着又谈到云南省的农村地区，那里是她母亲的故乡。
Weymi说：“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母亲总是会和我讲故事，告诉我她们过去多么贫穷。那种贫穷让你对你的余生绝望。她和外婆和姨妈靠给人洗衣服谋生。”
“我母亲不想和她的妈妈及姐姐一样，对村里日子稍微过得好一些的人说三道四，”Weymi放下她的筷子说：“典型乡下人的粗鄙，但如果她待在那里，她也会变成那个样子。”
她摇摇头，深吸了一口气说道：“那种生活，你能想象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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