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在党，这不仅因为它是中国的执政党，还因为它有着8000多万党员。按照先锋模范说法，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工人阶级又是领导阶级，因此，如果这8000多万党员中，只要极少数起不到先锋模范作用，对党的形象就是一个伤害，故如何管理这8000多万党员，是党的建设的最重要任务。
中共找到的一个办法，就是加强学习。从党的历史来看，它是一个非常注重学习的政党，也有着强烈的危机意识，每个领导人上台后，都会把全党的学习摆在重要位置。本届领导人更是注重学习，十八大以来，先后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及“三严三实”教育，应该说，从迄今取得的效果来看，还是不错的。通过抓领导干部即关键少数的作风建设，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党风，密切了和群众的联系。
但是，风起于青萍之末，中共毕竟是一个有着400多万基层组织、8500多万党员的大党，如果仅仅是领导干部的作风有所转变，而广大党员包括基层党员干部的言行和事迹不能起到先锋模范作用，甚至其思想觉悟和人格品德不如普通人，如何去说服人们接受党的领导，又如何体现共产党员的先进性？然而现实是，这样的党员并非少数。这就要求在抓关键少数的同时，不能放松了对广大普通党员的严格约束。此乃中共开展“两学一做”的时代背景。对此，中办在有关“两学一做”的教育方案中说得明白：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巩固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成果，进一步解决党员队伍在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保持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故而“两学一做”的基础在基层，重心在基层。
“两学一做”促进党的现代转型
“两学”指的是学党章党规和学习近平系列讲话，“一做”指的是做合格党员。2016年2月，中办印发了《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方案指出，“两学一做”，基础在学，关键在做。“学”要带着问题学，“做”要针对问题改，着力解决五大问题，即党员理想信念模糊动摇的问题、党员党的意识淡化的问题、党员宗旨观念淡薄的问题、党员精神不振的问题、党员道德行为不端的问题。理想信念模糊动摇的问题主要指的是对共产主义缺乏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精神空虚，推崇西方价值观念，热衷于组织、参加封建迷信活动等；党的意识淡化的问题主要指的是看齐意识不强，不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在党不言党、不爱党、不护党、不为党，组织纪律散漫，不按规定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按时交纳党费，不完成党组织分配的任务，不按党的组织原则办事等；宗旨观念淡薄的问题主要指的是利己主义严重，漠视群众疾苦、与民争利、执法不公、吃拿卡要、假公济私、损害群众利益，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时临危退缩等；精神不振的问题主要指的是工作消极懈怠，不作为、不会为、不善为，逃避责任，不起先锋模范作用等；道德行为不端的问题主要指的是违反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不注意个人品德，贪图享受、奢侈浪费等。
然而，对“两学一做”不能仅仅从改善党员和基层干部的作风角度去看待，而应当从党执政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来理解。事实上，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教育也应该如此理解才能看得透彻。从党执政的合法性来看，“两学一做”不是单单要求党员通过学习党章党规和习近平系列讲话来提升党员的党性觉悟和政治境界，让党员弄清楚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明白作为一名党员最基本的要求是什么，让党员知晓领会管党治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统一思想行动，从而通过不断自我修炼，自我完善，在群众中体现出先进性，以自身行动影响和感召广大人民群众；而是要让广大党员明白，党执政的正当性何在，如何通过自身行为，去促进党的现代转型，使党的建设走向科学化、制度化和民主化的道路。
党建要制度化、科学化和民主化
虽然十八大后党的制度建设有所加强，但总的来看，在科学化和制度化上存在很大不足，民主化更有所退步。此中关键，就是中共及其大部分党员，并未搞清党作为革命党和作为执政党，其目标和任务是有本质区别的。党的执政时间尽管长达近70年，可党还是在用革命党的思维和思想、组织结构和制度体系去执政，动员、指导和管理社会，角色转变没有完全完成。尤其对许多党员和领导干部来说，革命党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已经内化成一种惯性，在实际工作中，不自觉地按照革命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来运作。集中式的、运动式的学习就是表现之一。强调学习当然是值得赞扬的，但如果学习由党的高层来发动和推进，对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来说，它就变成了一种被动的、强迫式的学习，具有多大效果存疑。客观来看，中共发起的这一系列学习，在当时或许起到了一定效果，但长远而言，作用不大，否则，党也就不会面临现在的执政危机。从这个角度看，如果党的思想、体制、架构、手段还相当程度上还停留在革命党建设时期，那显然不能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现实，与人民的期待会有很大落差。这个落差若再被现实中出现的其他种种社会问题——如腐败和贫富分化——强化，而迟迟得不到改善和缩小，就极可能衍化成对党的合法性的认同危机。
一般来说，合法性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即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政绩的合法性和程序的合法性。一个合法性牢固的政权基本都具有这三重属性，特别是程序的合法性。改革以来，党执政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在政绩上，经济的高增长使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都有了程度不等的提高，随市场化而来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自由度的相对扩大，也使得人们增强了对政权的认同感。然而，把合法性建立在单一的经济绩效上很危险，这是因为，经济绩效要取得合法性效果，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经济持续发展，其成果能够为大多数人公平分享。但首先，经济有其自身规律，不可能总是高速发展；更重要的是，经济发展的成果如果没有一个公平的分配规则，很难做到全体公平分享。这样，经济越是发展，收入差距可能就越大，社会不公反而更严重。假如因某种原因经济发展的速度放慢甚至停滞，过去在高速发展下被掩盖的社会不公、贫富差距等问题就会暴露出来，社会矛盾很快会被激发，甚至出现动乱。鉴于此，某个政党执政的合法性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当其作为执政党给人民带来正面利益时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而在于当其不能给人民带来积极利益时人民还能够与之达成谅解。这就要求用程序正当来支撑执政党的合法性。此乃程序合法性为什么重要的原因。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一方面，正如邓小平曾经警告的，党自身还存在包括“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带有封建主义色彩的弊端，它们不符合政治文明的要求，也不符合现代政党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党政权力过大的局面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变，经济增长的成果很大程度上被不公平的分配规则转移到包括政府在内的既得利益群体，特别是权贵资本主义手上，广大民众所得有限，还要用这有限的收入去市场上购买原本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致使民众心理产生严重的相对被剥夺感。除此外，在征地拆迁、国企改制、城市化等方面所表现出的广泛的与民争利现象，以及在处理如群体事件上的粗暴作风等，都会恶化民众对党的印象。加之目前经济处于下行通道，而且这一过程可能要延续几年，因此，由单一的政绩所支撑的人们对党的认同正在出现下降，这无疑会弱化党的执政基础。
要解决党执政过程中出现的这一系列问题，特别是认同不足而导致的风险，需要强化对党员干部的道德、理想和使命教育，但更为根本的是要改造党的思想理论、权力基础、组织构架和执政方式，强化程序正当性，完成党的现代转型，使党真正从一个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这就是强调党建为什么要制度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原因。
所谓制度化，也即从过去的重在管人转到以制度治党；科学化，也即提高党建工作的科学性，按照党建自身规律探索治党方式；民主化，也即党建工作也要适应社会的民主需求，有利于党内民主的推进。它们三者的关系，制度化是基础，科学化是强调把党建看作一门科学，以科学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从事党建工作，特别是制度建设工作；民主化是指党的制度建设要合乎民主发展的大方向。惟其如此，党将更加健康和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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