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三次会议上，习近平要求“在北京、广东、重庆、新疆开展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这无疑是件大事，在当前中央强力反腐和廉政建设的背景下，规范官员亲属经商显得尤为重要。
落马“老虎”多有官商勾结
十八大以来落马的“老虎”里多人都有因亲属经商造成的贪腐行为，以至于形成了“家族式腐败”。
比如，周永康之子周滨是中旭能科前董事长，涉及房地产、石油、水利等多个领域。周滨“以父之名”打造的“商业帝国”里涉及的多位重要人士现在都已陆续被查，比如，原中海油干部米晓东是周滨的“白手套”，帮助周滨在海油和陆上油田买卖。四川富商吴兵则是中旭能科的大管家，帮助周滨打理公司业务。周永康落马前后，他有多名亲属先后被带走调查。
有不少落马高官受审时都承认没能管理好家属，纵容家人利用自己的职权敛财。事实上，纪委调查贪腐官员时，也时常从其“周围”入手，而有非法商业行为的家属则是涉案的“重灾区”。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落马后，在忏悔录里写道：“正常的同志关系，完全变成了商品交换关系。我家成了‘权钱交易所’，我就是‘所长’,老婆是‘收款员’。”这种家族式贪腐往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当前反腐态势下，高官家风不严，往往是造成其违纪违法的重要因素。
历史早有先声，上海早有试点
鉴于一些高官“家族式腐败”的现实情况，出台相关法规来约束官员亲属行为可谓刻不容缓。其实，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党和政府发布涉及“禁止官员及亲属经商”规定先后将近20份。
其中，1985年5月23日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这是首次对官员亲属经商的明文规定：“凡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除在国营、集体、中外合资企业，以及在为解决职工子女就业而兴办的劳动服务性行业工作者外，一律不准经商。所有干部子女特别是在经济部门工作的干部子女，都不得凭借家庭关系和影响，参与或受人指派，利用牌价议价差别，拉扯关系，非法倒买倒卖，牟取暴利。”
再如，1989年7月2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首先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组成人员做起，实行回避政策，他们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从事流通领域的经营活动；不得在流通领域公司任职、兼职，凡有任职、兼职的必须于一九八九年九月一日前退出，另行安排工作。领导同志不得利用职权为亲友经商提供任何方便条件。”
1997年2月27日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规定：“党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中的党员干部，违反规定，经商办企业，或者参与其他营利性的经营活动，或者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友经商办企业谋利益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2008年6月22日中央印发《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严格执行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个人从业的有关规定。”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也曾多次痛批官员亲属非法经商的事情。2015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曾指出：“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这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对领导干部配偶和子女等经商办企业，党纪国法都有明确规定，问题是没有落实好。对领导干部，要求就是要严一些。”
此次在北京、广东等多地对官员亲属行为进行规范，其实是此前上海试点成功后的推广。2015年5月，上海《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规定(试行)》正式公布实施，这曾被坊间解读为上海“史上最严”的约束领导干部亲属的规定。
“史上最严”规定实行一年后，效果颇为明显。据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讲，在对全市1802名省部级和司局级官员情况的甄别后，有182人需要“规范”。而在这182名领导干部中，如今10人被免去职务、10人被调岗，还有1人辞职，另有3人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来源：海运仓内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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