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 树/文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
6月1日，北京检方决定对雷洋案5名涉案警察进行立案侦查。
基于利益回避原则，北京检方将该案交由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立案侦查，而不是昌平检方。与此同时，北京公安也再次表态，绝不袒护。这意味着雷洋案正式进入了司法程序。今后，雷洋案的真相以及相关的信息发布，将沿着既定的司法程序进行。相比于去年的庆安枪击案，雷洋案不再是由警方单独发布消息，并借由央媒报道通过所谓的“媒体审判”而澄清案情，可说是一种进步。第三方检察机关介入，符合司法程序，符合程序正义，也是我们目前可期待的查明真相的方式。如果接下来有关各方真正依法侦查、依法审判，在法治框架内对待此案，对雷洋亲属和公众，将有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而且，我认为，有关方面也不会为了袒护几个警察，而牺牲整个职业群体的信誉。雷洋案中，家属和公众所求无非是真相背后的公正，而权力机构所求的是公信。如何让公民所求的公正和权力所求的公信同时抵达，唯有依靠法治。在此，我不想具体讨论雷洋案的案情，以及涉案警察将会面临怎样的刑事指控，而是想谈谈，为什么中国社会只有依靠法治才能走出雷洋案。
雷洋案何以引起轩然大波？雷洋案发生之后，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一个普通人的意外死亡何以引起轩然大波？这场舆论风暴突如其来，几乎不可控制。雷洋案的舆情，比去年的庆安枪击事件更加猛烈。舆论一边倒地质疑警方，致使警权面临空前公信力危机。
对于雷洋案引发的舆论地震，有人将之归因于社交媒体的发达及其对社会的全面渗透。在雷洋案中，除了传统媒体，微博、微信以及知乎等新的知识社交媒体表现非常显眼。在这样的态势下，要想控制人们对雷洋案的讨论与公开交流，愈加不可能。在雷洋案发生之前不久，魏则西事件也是如此。再往前追溯，庆安枪击案、成都唐福珍自焚事件乃至更加久远的孙志刚事件，也都是这样的事件。那么问题来了，在孙志刚事件发生之时，还没有现在的这些社交媒体，甚至门户网站都还不那么发达，为何也是举国轰动？在我看来，信息传播渠道、方式的变化，仍然只是表层原因。这些事件最主要的原因或者说共性在于，转型期社会的制度性缺陷给人们带来的普遍性伤害。这种制度性的伤害有可能损及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因而，这些极端个案一旦进入公共视野，很快就可能引发全民共鸣。孙志刚事件的背后，是不合理的收容遣送制度；唐福珍自焚事件的背后，是陈旧的拆迁条例难以在狂飙突进的城市化浪潮中保护公民的利益；雷洋案的背后则是，长期以来民众对强势警察权力的恐惧与担心。一方面，警察作为国家暴力机器天然具有强势地位，另一方面，警察权力的边界却又存在模糊地带，警察执法不作为与执法不规范的情况较为常见，对警权的制约与监督机制相对薄弱。这些制度性的缺陷只要存在，一个很偶然的事件就可能成为引爆点，而且不可预测，也难以管控。
这种制度性伤害，最终还是法治之痛、法治之殇，是失控的权力在法治之外作乱。因此，要走出雷洋案，不只是公安系统要摆脱这一事件带来的负面形象，而是我们该如何通过这些个案，建立与积聚社会转型的共识与互信。
依靠法治才能走出转型陷阱长期以来，学术界往往将拉美国家转型的失败理解为一种经济现象。所谓的“拉美陷阱”亦被简单化地理解为权贵资本主义的失败。如果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只当作一种经济现象，那就太好了。实际上，经济失败只是社会转型失败的表象。社会转型一旦开启，既意味着公民自由和权利的拓展，也意味着旧的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利益格局正在形成。诸多社会转型之所以失败，本质上是在国家治理层面规则与执行的失败，或者说是法治的失败。
当年的阿根廷军政府自认为超越于法律之上，遂使腐败滋生；在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经济寡头控制了国家机器、立法机构来为自己谋求利益；在乌克兰，经济寡头甚至赤裸上阵，直接当起了总统……在这些国家，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法治。当权力机构和拥有权力者可以超越于法治之上，就会有对社会财富强取豪夺，权贵资本主义、寡头经济就会横行无忌。这既不可能带来社会公平，也不可能建立政治信任。按照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社会转型其实就是一项众多人参与的大型博弈，并不是经过一次博弈就能成功，而是需要多次乃至无数次的博弈。当然，这种大型博弈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博弈失败就是转型停滞，或落入转型社会的陷阱。而参与博弈的各方要想取得成功，应吸取博弈失败的教训，选择一个对方可能也会认同的规则出牌。一次博弈成功之后，各方要在接下来的博弈当中形成路径认同，建立信任，最终才能取得博弈的成功。博弈成功就是找到各方共同遵守的规则，找到社会最大公约数。这个最大公约数就是法治。无论是平民还是权贵，最终会发现，只有依靠法治，才是保护各自利益最好的方式，也只有依靠法治，才能平和地完成这一转型过程。在如此之多失败的案例面前，可以看出，社会转型最难的恰恰就在于让权力认可法治，遵从法律。有人认为，雷洋案进入法治渠道，应该被看做常识。这个道理没有错，任何事情都应该这么办。不过，放在社会艰难转型的语境下，我认为，这也不乏正面价值。知道常识是一回事，权力机构认可常识并按照常识去做，是另一回事。这次按照常识做了，以后会不会继续这样做下去，又是一回事。从目前看来，有关方面或可依靠法治，走出雷洋案。但是，整个中国社会能否走出转型期的风口浪尖，仍属未知。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完美的转型样本，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它的特殊性，但社会转型的完成，一定是在一次次雷洋案、孙志刚事件中，经由微观层面无数的零碎社会博弈工程，而最终完成。我们希望，类似这些悲剧不再发生，或不以如此惨烈的方式重演。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