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月16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执政党的高层会议上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并对此作出专项研究，其重要性和战略性不言而喻。所谓“中等收入群体”，即通常所说的中产阶级或中产阶层，中国将通过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努力，向世界展示出新的发展前景。
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指标
目前提出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要求，有别于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它更着重于让更多的人实现富裕，对于中国正在努力推进中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按照“十三五”规划，中国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标志是在2010年基础上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艰巨的目标，但是只要中国在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率不出现断崖式下跌，只要国民经济总量能够按预期实现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的目标，要实现人均收入翻一番这个目标就不会有大的障碍。
但是，仅仅将人均收入翻番作为全面小康的标志有一个先天不足。在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由于财富分配机制存在的问题，国民经济增长的成果过多的集中于少数人，致使中国出现了一个富裕阶层，但他们的人数相对于中国的庞大人口并不算多。因此，一方面是中国出现了坐拥巨富的暴富阶层，另一方面中国却仍存在将近1亿的生活贫困者，需要政府扶助。如果只是考虑人均指标，那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小康社会似乎实现了，大量贫困者的生活却没有改变。这显然不是我们希望出现的结果，因此，在考量人均收入翻番这个指标的同时，建成小康社会还需要另外一个指标，就是需要大幅度地提高中等收入群体在中国总人口中的比例。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十年“文革”动乱的折腾，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城市居民和农民都出现了普遍的贫困化。通过改革开放，搞活经济，摆脱贫困便成了当时的紧迫课题。但是，由于长期的思想束缚，当时的老百姓对致富还心存疑惧。在当时的环境下，中央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是很有针对性的务实之举。先富起来的群体，可以给全社会树立榜样作用，激励更多的人通过创业实现富裕。今天回头来看，这个目的已经达到，先富起来的群体对更多的社会群体产生的榜样作用，推动全社会向着摆脱贫困、实现富裕的目标前行。
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目标，弥补了仅仅以人均收入来考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不足，使这一伟大目标与每一个中国人建立了具体可感的关系。全面小康，不是均贫富，但也不是少数人富裕、大部分人贫穷，而应是大部分人处于“日子好过”的状态。中国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就国民经济总量来说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一个庞大经济体，这一成就的出现，每一个中国人都付出了汗水，他们有权利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受益者。
为和谐社会打造坚实基石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会议上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这表明，在中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不仅有经济上的意义，还有更重要的政治上的意义。
无论是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还是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都已经建成中产社会，大量中产人士、中产家庭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这种社会呈现出更加稳定的形态。相反，中产阶层不发达往往是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当中产阶层弱小时，国家就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难达成妥协和共识，极易导致社会不稳定。中东和南亚、拉美地区的一些国家，社会矛盾紧张，有的国家治理甚至处于瘫痪状态，虽然原因比较复杂，但从经济角度来考量的话，中产阶层弱小、穷人众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不仅容易导致社会不稳、经济不稳，甚至会出现政治危机和政治失序状态。这些正反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实现了良好治理的社会，首先必须是一个中产人士、中产家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国要建设和谐社会，离不开中产阶层这个重要的社会群体的基石作用。
目前的中国，出现了很多社会矛盾，各种恶性事件时有发生。仔细分析一下各种矛盾产生的原因，除了有一些政府作为不当以外，不可回避的另一个客观原因是社会的戾气也很严重，如果从经济的角度来考量，可以发现，一些恶性事件的肇事者大都是家庭经济并不宽裕者，由于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对生活充满怨言，失去希望，稍遇不顺心之事就容易走极端。而只要家庭具备了一定的经济条件，其为人处事就会相对理性，不会走极端，即使遇到问题也更愿意选择协商解决。这种状况符合社会人的经济理性，因此，让更多的人进入中产阶层队伍，有利于政府的社会治理，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也就是在为和谐社会打造重要的基石。
要让中产阶层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需要稳定的社会条件。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之所以陷入全民贫困之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长时间处于不稳定之中，“文革”更是把所有中国人拖进了动乱之中。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结束了长期政治运动造成的紧绷的社会空气，为中产阶层的出现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目前中国已有的中产人士和家庭，基本上都是得益于改革开放，这使他们的利益与执政党的利益高度结合在一起。就目前的中国社会来说，只有共产党有力量凝聚社会共识，化解社会矛盾，保证社会稳定。因此，中国的中产阶层与中国的执政党在利益上趋向一致，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成为中产，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将更加坚实，而党的执政基础坚实，反过来又能推进更多的中国人进入中产队伍，从而使整个中国社会保持长久的和谐稳定。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需加快改革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尽管中国经济出现了令全球瞩目的快速发展，但由于收入分配机制长期未能理顺，导致财富向少数权贵阶层过度倾斜，中产阶层力量偏弱。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必须加快改革，包括改掉阻碍经济持续增长的体制机制，激发全社会焕发出创业创新的精神，为普通民众跻身中等收入群体创造有利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基本上是依赖扩大投资，这在最近一二十年表现得尤为明显，而这种扩大投资很大程度上又是由政府所主导的投资，这导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长期处于扭曲之中，政府凌驾于市场之上。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政府对市场的指挥、干预非但没有减少，在某些部门反而有强化的趋势。这是直接导致“让一部人先富起来”变味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它的后果是使权力产生了寻租空间，再加上反腐的不力，使得富裕群体集中于权贵阶层，权力腐败也愈演愈烈，严重地堵塞了普通民众向中等收入群体上升的空间。底层民众难以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通过创业实现致富，贫富分化现象越来越严重。
在中共十八大召开以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提到了更高的高度，在“十三五”乃至更长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将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以前那种依赖扩大投资而出现的高增长已经一去不复返。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需要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市场能够不断地释放出活力，使其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的引擎。在这样一种要求之下，政府必须改变以往那种管理、调控经济的手段，简单地说就是必须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的力度，释放受到束缚的市场活力。而经济增长方式的这种转变，必然将带来市场主体产生更大的力量，从而为社会培育出更多的中产人士和家庭。
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将以提高内需为抓手，也就是要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国际上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都是以消费型增长为主导，中国要想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持续性的增长，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都要调整到消费型增长上来，这也是党中央提出加大供给侧改革的要义所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有利于增强社会消费能力，实现消费型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中产社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也是正在推进中的结构性改革的一个必然要求。中共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已经绘就了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蓝图，不断推进的改革将为中国培育出越来越多的中产人士和家庭。当中国的中产阶层达到了能够主导社会的规模的时候，中国将向全世界展现出更美好的姿态。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