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会的长治久安都离不开强大中产的支撑。当前，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偏低、规模过小、亦缺乏身份认同感，不仅抑制了潜在消费需求的有效释放，还导致社会结构失衡、贫富差距过大、利益矛盾日益凸显。
一个强大、健康的中等收入群体如何崛起？
“被中产”：为何月入过万白领仍自称是屌丝
在北京，地铁是中下阶层人群的主要交通工具。摄影师张星海拍摄北京地铁已经六、七年了，长期在循环往复中拍下人们熟视无睹的东西：各种各样的乞讨者、流浪歌手、外地旅游者、农民工、小偷、保安、警察、学生、醉汉、理发师、建筑工人、厨师、做广告的人、朋克、公司职员、患病者、失恋的女人、调情者、捡破烂的老妇、无家可归的老人、情侣、卖报纸的人、侏儒、发广告的、办假证者，偶尔也会看到有钱的贵妇和身材高挑的模特。他们都行色匆匆，在这个舞台上不断地闪过，很快消失在人流之中。张星海说，也许50年、100年后，当人们看到这些照片时，他们会说：哦，我们过去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哪天一旦失业，如果没有存款，我在北京连一个月都坚持不住。”这是云南籍北漂女孩杨畅怡的故事，可能也是你的故事。作为国内某知名搜索网站的网页设计师，她的年薪在10-15万元之间。不过在她看来，这个收入只够维持在北京的基本生活，远远到不了肆意消费的程度。“尤其是买房之后，家里的所有存款都用在了房子首付上。远在乡下的父母病了不敢住院；结婚后不敢要孩子，怕不能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成长环境。养一个孩子到他大学毕业，至少需要花费50-130万元。如果还要海外留学，没有200万元根本不可能做到。”
在北京，有很多人年轻人跟杨畅怡一样，接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拥有一份体面工作，理论上，作为都市白领的他们应该是步入中等收入阶层的主力军，然而面对严峻的工作压力，高昂的生活成本，目前仍然拼命挣扎在生存线上。大部分人是“月光族”，没有存款、更谈不上财产性收入，离中等收入群体十分遥远。
与此同时，在以“北上广”为代表的一线大城市中，还聚集着大量收入微薄甚至根本就找不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处于劣势，前两年被命名为“蚁族”，现在多自嘲为“屌丝”。
因统计方法不一，各界对何谓“中等收入阶层”仍有争论。早在2011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1年城市蓝皮书》就宣称，到2009，中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已达2.3亿人，占城市人口的37%左右。而更大胆的结论来自亚洲开发银行一份名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2010年关键指标》的报告，据其提出的标准估算，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为8.17亿，约占总人口的62%。因采用数据无说服力，同时又忽视物价水平、消费环境、国情差异、价值观念等因素，这些报告引发的仅是媒体的质疑和网民的讥讽。“中产”一说，终归于虚妄。
可以肯定的是，真正的中产不仅是较高的收入，更和有尊严的劳动、更体面的生活、强烈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相关。比较普遍的论调是，西方发达国家所谓的“中产阶级”在中国还远远没有形成，而在目前的官方话语体系中也没有这个词汇，仅以“中等收入群体”名之。
“守财奴”：为何中产家庭仍在小心翼翼地消费
2010年，24岁的北漂青年戴海飞依靠专业特长，用竹子自造了“蛋形蜗居”。2012年10月，因婚后不堪搬家之苦，戴海飞最终还是做了房奴。他在给未来孩子的信中写道：“孩子，当你读到这封信时，你已经7岁了，也是我当房奴的第8个年头。不出意外，再过22年，你29岁的时候，那所房子就真正属于我们了。到时候，你也应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了。多么希望，到那个时候，人人都有良好的居所，你每天谈论的是生活，是艺术，是爱情，而不是像我一样，像我们这代人一样，为了房子，放弃梦想，放弃生活。”。
当下中国仍不得不面对“一套房子消灭一户中产阶级”的严峻现实。在热播电视剧《蜗居》中，女主公郭海萍说：“每天一睁开眼，就有一串数字蹦出脑海：房贷六千，吃穿用度两千五，冉冉上幼儿园一千五，人情往来六百，交通费五百八，物业管理三四百，手机电话费两百五，还有煤气水电费两百。也就是说，从我苏醒的第一个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进账四百……这就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
“报告称北京普通家庭13年收入能买一套均价房”、“上海中等收入家庭买两居室需奋斗30年”、“广州中等收入家庭买套百平房要奋斗28年”，在网络上，随处可以看到这些高房价时代的新闻标题。在今年两会上，中国内地首富宗庆后就提出，中产阶级的标准是有房+年薪20万，“如果房子没解决，20万收入都不能作为中等收入。”而要维持一份中产的生活，房子只是第一个坎，再往下走将遭遇更多的压力与困境。
房地产调控十年，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房价上涨了三到五倍，居高不下的物价、房价绑架了城市人群的消费力，在工资涨幅跑不过CPI的今天，选择做一个“守财奴”，或许是普通人最现实、最朴素、最本能、最理性的选择。
“能坐公交就不开车，能步行就不坐车；一张餐巾纸撕成两半用；剩菜一般不放在微波炉加热，而是放进电饭煲里，趁煮饭时‘蹭’点热；不用洗衣机甩干衣服，而是让衣服自然晾干；多用飞信、电子邮件，少打手机”……在一家社交网站的“我要省钱”讨论组中，这是“抠抠族”的必背口诀。
中社科院发布的《2013年社会蓝皮书》显示，仅有6.9%的城市家庭打算在未来一年增加家庭消费，60.5%的家庭表示2013年要减少消费增加储蓄。有人说，中等收入群体幸福有三个：一是干得好；二是挣得好；三是花得好——花得不好，不算中产阶级。
“夹心层”：中产者光鲜身份背后有难以承受之重
2012年7月21日，34岁的私家车主丁志健驾驶自己的越野车回家途中，在广渠门桥附近遭遇内涝，不幸遇难。
丁志健是北京一出版公司旗下幼儿刊物的编辑部主任，北大研究生毕业，因为一场特大暴雨，竟活活淹死在一个国际大都市的主干道上。数天之后，大批市政人员和市民聚集广渠门“等雨”，但预料中的另一场暴雨并没有到来。而这名中产者的意外死亡，至今仍给这个城市留下隐痛：新市民们在这个城市努力奋斗，承受着高昂的税负，得到的却是落后于这个时代的公共服务。
郑智化曾唱过一首叫《中产阶级》的歌，唱尽都市人的辛酸与忐忑：“我的包袱很重，我的肩膀很痛，我扛着面子流浪在人群之中，我的眼光很高，我的力量很小，我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偷偷跌倒，我的床铺很大，我却从没睡好，我害怕过了一夜就被世界遗忘。”
中产万税：“老婆，你这张脸为国家交了多少税啊？”
下面是A先生的故事。A先生可能是我，可能是你，也可能是任何人，他是中国最普通的一个三口之家中的丈夫和父亲。
为了送儿子去美国念书，A先生被告之要准备包括个税税单在内的一系列证明材料。几经周折，他终于从自己单位所在区主管地税局领到了个税税单。作为这个城市的高薪人群，A先生目前的税前月薪为18000元，扣除社会基本保险后，税单显示他每月的纳税额为2337.64元，全年共缴纳个税28051.68元。他发现，如果以此收入水平为标准工作35年，上交的个人所得税已接近100万元。A先生突然感到肉痛，他看着街道上的市政工程、环卫工人……第一次真实地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原来所有这一切，我都已经埋单。
个人所得税仅是“直接税”部分，大都分个人承担的“间接税”还隐藏在不易察觉的经济行为之中。比如，A先生的妻子刚在屈臣氏买了露得清的全套护肤品和雅诗兰黛的眼霜，消费近1000元，其中消费税就高达300元。而这些化妆品，几乎在两三个月内就会用完。有一天晚上，A先生躺在床上，看着妻子在梳妆镜前做皮肤保养，他情不自禁地感叹：“老婆，你这张脸为国家交了多少税啊？
比之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者被更多的税包围，而比之富人阶层，中产对税负的承受能力也更加敏感。为了给股市去泡沫，调高印花税；为了给房地产降温，征收物业税、房产税；为了保护环境，出台车船税；为了控烟，考虑提高烟草税……这些花样繁多、不断涌现或调高税率的税种，最后大都有一个共同承受者：城市中产。
“中产者享受社会保障和福利较少，生活负担压力较重。”
因为社会保障体系并不健全，医疗、养老、生育等等方面都意味着巨大开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家庭变故、企业倒闭，都可能让一个中产者沦陷。如果你什么也不想、只是循规蹈矩领工资，货币购买力一下降，生活水准就会步步降低。中产者时刻在内心自警：要么努力进入高收入群体，要么往下走，返贫为低收入群体。最后只能忍气吞声坚持下去，“前半辈子用命换钱，后半辈子用钱换命”。
与此同时，在权力与财富资本高度垄断的中国现实中，中产阶层要想通过自身的文化、专业技术继续向上流动，很容易遭到独霸发展机会、独占巨额资本的权力与资本者排斥。因此中产者是亚健康比例最高的人群，也是抑郁症高发人群。
“橄榄型”：国民收入倍增
关键是中等收入群体倍增
经济虽然高速发展，未来却充满不确定性，人们活在焦虑之中，烧香拜佛或是求内心安宁之一种。
普遍观点认为，中等收入群体无论从经济层面、政治层面，还是社会文化层面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这个群体在国民中所占的比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稳定状态。一个健康向上发展的社会，是以中产为中坚力量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中等收入群体作为私人消费的引擎，是内需的重要来源与保障，未来住房、汽车、耐用消费品、教育、金融、医疗、文化体育服务消费的增长点，都要依靠这一群体的成长壮大。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建议，要在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基础上尽快出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国家规划》。他期待，到2020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到6亿人左右、占全民人口40%以上。到那时，这一群体能够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而不是现在的“伪中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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