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 树/文(冰川思想库研究员)
2014年，我的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幸亏我有北京工作居住证，在孩子入学问题上可以享受北京市民待遇，孩子入学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但是，孩子幼儿园的同学并不是都如此幸运，有的孩子只能进入连学籍都没有的非正规学校。孩子将来怎样，谁也说不准，或许，只能走出国一条道。
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问题
从去年开始，每年到这个时候，我就不断接到朋友的电话，求教孩子的上学之道，有什么学校可以接收外地小孩。前两天，还接到一位的朋友的电话，我只好给他推荐了一家美国教会组织开办的学校，同样是没有学籍，甚至随时都有可能被教育部门取缔。我要说的是，近年来，北京不仅仅为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幼升小设障，而是全面管控，在中考阶段政策更加严厉。我家老大前两年中考的时候，就面临着“在北京上学，还是回原籍上学”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一家整整纠结了一年。最后，她比较争气，考入一所重点学校的国际部，将来走出国留学的路。像我们这种情况的不在少数，我记得面试的时候，和一位朝阳区的家长交流，他也是没有北京户口，女儿也只能上国际班。但是，就在去年，这所公立学校的国际班也向外地户籍考生关上了大门。这样的政策下，导致大量外地孩子不得不回乡参加中考。前不久，我的一位同事就把孩子转回了甘肃老家，准备中考。他的儿子在北京出生在北京长大，认为自己就是北京人，现在，却也不得不骨肉分离，回到甘肃。
在近乎严酷的人口控制政策下，北京在2015年，终于将常住外来人口增速控制在了0.5%。
现在，北京有2170多万常住人口，非户籍外来常住人口仍然高达822.6万。放在全国，这个问题就更加严重。截止2015年，天津有520万外来常住人口，上海外来常住人口是981.65万人。如果，只论这三大直辖市，外来人口子女入学问题就是事关2324万人的一件大事。放在国外，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问题。 在美国与此类似的情况是，非法移民二代的问题。不过，非法移民二代在美国并不存在教育问题。他们或她们幼年时期跟随父母来到美国，只是在高中毕业结束之后，才会在就业、社保、工资待遇等遭遇非法状态的制度门槛。在任何一个国家，受教育权都是一项基本人权，不能被随意剥夺或损害。这个应该成为一项共识。
出现特大城市是个市场现象
现实的问题在于，北京、上海、天津等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不断膨胀，为城市环境、公共资源、道路交通等等带来巨大压力，城市功能的承载能力已经逼近极限，控制人口继续涌入有其必要性。但是，关键问题在于，怎样控制人口。
综观近年来，国家层面涉及城市人口控制与外来人口权益保障的相关政策，均对特大城市留有政策后门，形成特大城市例外的不良倾向。在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基调之下，北京、上海等城市陆续出台各种不利于外来人口的政策，每年落户名额大幅削减，通过转移低端产业而把一些人口转移到外地，同时，与之配套的就是控制外地孩子北京上学。严卡孩子上学，是很有效率的人口控制政策。就拿我家来说，我和太太都要上班，为了照顾孩子上学，只好把孩子的爷爷奶奶从老家召唤到了北京。我父亲，就经常跟我自嘲，没想到退休之后，居然成了“老漂”。他们来到北京之后，很快就在小区里结识了一大批同样来北京看孩子的“老漂”。一个孩子背后，往往跟着一到两个大人。如果，北京卡住了一个孩子，那么就意味着有一到两个大人要离开北京。因此，人口控制政策带来的第一个矛盾就是，效率与人权、人情、人伦的冲突。第二个矛盾则是，行政与市场的冲突，也就是说，行政意志主导的人口控制政策与劳动力市场自由流动之间的拔河。我们应该看到，目前特大城市外来人口增加，是一个市场现象，而不仅仅是行政计划主导的结果。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就已经实现了自由流动和供给。人口向拥有资源、引领市场与社会风向、法治环境和社会秩序优良的特大城市涌入，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北京、上海近年来崛起为世界级的大都市，同时也是市场自由意志的结果，以行政手段控制人口必然会与市场遭遇剧烈碰撞。
行政干预当然是有效率的，不过，高效并不代表着最优。以行政手段控制市场化的人口流动，在北京和上海已经取得了一定效果。去年，北京将外来人口增速控制在0.5%，上海则实现了外来人口的负增长。但是，相关极端事件则揭示了其中的痛苦与艰难，并且为此支付了巨大的社会成本。
行政管制必然左右互搏
那么问题解决的出路在哪里？我认为，还是要靠市场，并尊重市场。市场自然会调节并调配资源实现均衡。中国承接了世界范围内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浪潮，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实现了改革开放，而是中国确实是一块劳动力的价值洼地。中国的特大城市并不仅仅因为这些城市拥有更多的教育、资金和权力资源，更是因为，这些城市在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确实有市场领先的优势。如果我们相信是市场的力量成就了现在的中国经济，那么，按照同样的市场逻辑，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中的资本、产业、人口也会逐渐向周边或其他中小城市转移。现在，北京、上海控制人口的手段，一是搞强制性的产业转移，二是简单粗暴地直接管控人口。但是，另一方面，北京和上海又同时用行政手段抑制市场，从而让市场调节人口的作用失灵。在这一轮房地产去库存与房价上涨周期中，北京和上海均没有放松楼市限购政策。甚至，针对通州房价上涨过猛，北京还进一步加码限购。看上去，北京和上海抑制房价的政策，好像稳定了房价，却实质上影响了房地产的投资与居住需求，也延缓了京沪楼市获得正常的市场定价。市场调节城市的人口，就是通过居住、出行、薪酬的上涨而实现。北京房价继续上涨，必然会带动租金上涨。这样一来，公司租房成本要上涨、员工也要加薪，一些公司如果感觉成本难以承受了，自然就会离开北京，搬迁到周边或者异地。如果有的人深感在北京工作吃力，安家买房无望，也就会自动离开北京，到其他地方工作。去年，我的一位年轻同事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离开北京最终去了苏州。
假如，北京和上海向国内和国际资本放开限购，不出一两年，房价就能涨到位，很多企业和外来人员就会离开北京。这大半年，深圳房价暴涨一倍左右，直接导致很多企业搬离深圳，去了东莞。
和北京、上海类似的纽约、伦敦、巴黎、悉尼等大城市，政府从来不以控制房价为政策目标，而且，这些城市的租金也往往是北京的数倍。在这些城市，似乎也没有出现中国大城市的问题。或许有人会问，北京房价涨的太高，北京居民买不起房怎么办？这点其实大可不必担心。经过了近20年的住房市场化，大多数北京原住民都有了自己的住房，房价上涨只会让他们的财富进一步增值。另外，房价上涨必然会带来地价上涨，地方政府土地出入收入增加，可以有更多的资金建设廉租房、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这就可以解决部分低收入人口的住房问题。
行政管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很多时候会因为不同行政管控的目标不一，而出现整体的迷乱，从而导致按下葫芦起来瓢。政府一方面抑制房价，不让市场发挥作用，结果导致更多地人来到北京，另一方面，又要控制人口，把人赶走，如此左右互博，只会不断制造新的问题。
用市场解决中国特大城市的人口问题，是最公平的方式。政府无需干涉资本、产业以及人口的流动，只是需要为新来的纳税人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应该是市场自然竞争进化的结果，对此，城市只有顺应市场，而不是逆市场而动。
那么，如何解决外来人口子女上学的问题，一是发展公立学校，另外，就是通过鼓励和扶持民间教育市场，为不同人群提供不同价位的教育服务。打工者的子女可以在打工子弟学校上学，中产阶层和富裕阶层可以在更加高端的私立学校上学。其实，民办教育发展了，也能从本地户籍学生分流出很多公立教育资源。
“漂二代”的教育权不可成为牺牲品。用行政强制手段控制人口，触及社会公平、公民权利等基本的底线，而尊重市场，让市场来调节人口、配置资源，那么外来人口，是去是留，也就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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