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奉献之心？让我们来听听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小故事吧。
我叫李荣来，今年85岁，是土生土长的大均乡新庄村人。
能加入党组织是我一直努力奋斗的结果。当年的我们，思想都很纯洁，认为成为党员就是要为人民服务，群众有困难就要帮助，有很多青年都非常积极入党。
1951年，我在担任村干部时，工作突出，得到了上级领导和同事的一致肯定。上级领导介绍我入党，当时一个一个科室，一个一个部门地对我进行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我是一个工作认真、思想正派的人，这样我才有幸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在五六十年代，我成为新亭村1200多群众中，唯一一个被组织选中的入党对象。
1952年，我成为了新庄乡第一名党员，并担任组织干事一职。当时，我不舍昼夜深入群众做好思想宣传工作，告诉群众要坚定思想、相信共产党、节约粮食、勤劳致富、把稻谷种好，要将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根据上级的要求，在做好宣传思想工作的同时，还要积极开展农业评比活动。如种稻子评比，带领群众去学习种植效果好的农户，并评比出“红旗、绿旗、白旗”插在农户的田头。
1956年，我担任了村支部书记，在担任书记期间，一个月举行一次组织生活会，认真的学习《党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那时候的我们能够流畅地背诵出《党章》，白天干活，夜里学习到凌晨，用火篾点起来走回家去。
1956年村里在半山腰开垦荒地变成田，可是没有水灌溉，于是我就想办法争取建筑灌溉水轮泵项目，开凿了一个三四百米的水渠，引水灌溉农田，当时一路都是石头，全部都是自己带工亲手一寸一寸开凿出来的。
1974年，在派庄村的300亩农田也缺水的情况下，乡里规划了一条云和下垟村至派庄的灌溉渠道，为赶在春耕前解决灌溉问题，我多次到云和下垟村联系政策处理工作，总算拿到了征地，趁热打铁，我马上带领着村干部和技术人员在海拔500多米的崖石壁测量，经过70多天的努力，4000多米的灌溉渠道建成了。该渠道解决了300多亩的农田用水，一直使用至今。
我从小就喜欢在路边补补坑和路，给小道加点宽。2005年，村里为了解决群众出行难问题，要新建新亭铁索桥，我心想群众生产生活不方便了，共产党人就应该想办法为他们解决。我便拿出了自己多年来的积蓄，来帮助建设。在这之后，我还请了人把村里至索罗坑自然村的泥泞小路修成石阶路，为了省钱，我就亲自带头出工，用最少的钱接通了行政村和自然村的道路。
时至今日，我的党龄已经有61年了。我认为共产党人这辈子，就是牢记使命，对党忠诚，奉献一生。
这种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无私无我、不求回报的付出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奉献。
我们一直把国家的干部叫做百姓的父母官。所谓百姓的父母官，就是要有一颗时时处处为百姓着想和奉献的心。
有一首歌，歌词这样写道：只有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才会变成美好的人间。
奉献什么？奉献爱。作为一个母亲，奉献对孩子的爱。作为一个妻子，奉献对丈夫的爱。作为一个农民，奉献对土地的爱。而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奉献对党、对人民的爱。
有人说，选择奉献，就意味着选择艰苦、孤单、危险甚至牺牲。是的，这正是很多共产党员的生活写照。但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恰恰以自己能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奉献自己的全部为快乐，为骄傲。
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流着汗，却露着发自真心的笑容。流着血，却依然咬着牙关说不疼。他们坚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当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发生冲突时，主动舍弃、牺牲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而顾全大局，并且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
因为有奉献之心，才能够脚踏实地地为人民办实事、谋福祉，为群众排忧解难，让人民安居乐业。才能闯过一道道难关、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
如果没有那么多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抛头颅、洒热血，能有今天的新中国吗？如果没有那么多共产党人顶着重重压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改革开放，能有今天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大好形势吗？
的确，新中国是在无数共产党员抛头颅、洒热血中建立起来的。而今日中国的繁荣也是在无数共产党员的带领下，繁荣起来的。
可是在繁荣之后，很多共产党员将原本应该拥有的奉献之心变成了索取之心，对财富无止境的贪婪，让一小部分共产党成为金钱的奴隶，而不是人民的公仆。
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要是一个人的全部人格、全部生活都奉献给一种道德追求，要是他拥有这样的力量，一切其他的人在这方面和这个人相比起来都显得渺小的时候，那我们在这个人的身上就看到崇高的善。
反之，如果一个人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给自己和家人索取更多的私利，那么无论这个人表面看起来有多么崇高的举动，实则都是非常的渺小的。
著名地质学家、教育家、音乐家和社会活动家李四光先生，是中国地质力学的创立者，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和奠基人之一，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杰出的科学家，曾为新中国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曾说：“我是炎黄子孙，理所当然地要把学到的知识全部奉献给我亲爱的祖国。”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李四光先生曲折坎坷但波澜壮阔的一生，感受他此言的真切。
1889年10月26日，李四光出生于湖北省黄州府黄冈县回龙镇下张家湾村的一个贫寒人家，取名“李仲揆”。
1902年，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的李仲揆告别父母，独自一人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并改名为李四光。
1904年5月，李四光官费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宏文学院普通科学习。此后，他结识了当时在东京法政大学学习的近代民主革命家宋教仁，他开始接触民主革命思想，并最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05年初，李四光开始经常出入留学生会馆，赴集会，听演讲，决定追随孙中山先生，并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获得孙中山先生赞誉，送其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朝帝制政府，李四光出任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该省实业部改为实业司，仍任司长。不久，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李四光愤然辞去了实业司司长职务。
1913年，李四光远渡重洋，去英国留学，考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先学采矿，后改学地质。1919年毕业，被授予硕士学位。
1920年，李四光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的聘书回国，在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授、系主任。
1932年，任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代理校长。
1934年到1936年期间，李四光先后在英国伦敦、剑桥、伯明翰等八所大学讲学，受到英国学术界的欢迎赞誉。
1948年，李四光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2月初，李四光和他的夫人许淑彬一同从上海启程赴英国伦敦出席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大会，同年接受挪威奥斯陆大学授予的哲学博士学位。
1949年初，李四光数次给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许杰等人写信，支持他们坚守南京，反对搬迁广州。同年4月初，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出国前，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给李四光带了一封信，请他早日回国。可惜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从英国到远东的客轮船票要提前一年预订，归期只得拖延。
1949年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即，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然而做好回国准备时却被伦敦的朋友告知，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其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将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直到1950年5月6日，李四光终于到了北京。
1950年5月，李四光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员会主任、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
1958年6月，李四光被苏联科学院授予外籍院士。同年8月，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同年9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同年12月，经何长工、张劲夫介绍，李四光加入中国共产党。
20世纪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但他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当中。
1969年4月，李四光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
2009年，李四光当选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李四光的一生，正如庞陀彼丹所写道的那样：那个使他奉献自己，以促使其早日实现的主义，将不受所有法律的订立和法律的破坏所左右，而日渐茁壮成熟——就像土里的种子，不管冬日的寒冻，夏日的干旱，仍然将它饱满的谷粒献给人类那样。
也许，为革命奉献，为党奉献，为祖国奉献，就是李四光一生的写照吧，也是他整个生命的意义所在。
我想，这样的奉献，也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人生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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