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大刚/文 (“冰川智库”研究员)
“中国制造”的产品质量引发全民焦虑，以至于全国“两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也不得不提一笔，要发扬“工匠精神”。说到工匠精神，自然让人联想到各地博物馆里那些严丝合缝的木制家具、制作精美的器皿服饰，以及少部分地方千年不倒的建筑。如果再到日本的博物馆看看，同一时期他们的东西，大多数简直不值一哂（而今天我们却对日货趋之若鹜）。发愿要把我们的“工匠精神”恢复起来，大概源出于此。但数千年积淀下来一些宝贝，却未必能反映工匠劳作的全部内涵，或至少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从那里可以继承一些“精神”。
传统工匠有“精神”吗？苏州大学历史学者余同元先生厚达500多页的《传统工匠现代转型研究》一书，勾勒了传统工匠真实的社会处境：第一，人身依附强，社会地位低下。金文中的“百工”，是近似于奴隶的手工业劳动。后来的官府工匠中，不少来自罪犯刑徒。唐宋以后，手工业者的身份地位有所提高，但“重农抑商”仍是基本国策，到元代又开始通过严格的“匠户”制度，对工匠进行种种限制和奴役。第二，身份世袭，职业固定。在清初废除匠籍制度之前，工匠都受到政府匠户和军户等户籍制度的严格限制，不仅职业世袭，而且一业终生，即便匠籍制度废除后，工匠职业终生和世守家业的现象仍然存在。世守家业的好处是便于技术的积累，但从中是否会诞生“工匠精神”，却是一个有待论证的问题。第三是组织封闭，群体的话语权微小。中国很早就建立了匠户制度和管理工匠的职官，但是工匠自己的组织却很晚才出现。这与欧洲中世纪的行会占领城市，并在权力斗争中取得自治权很不一样，甚至在浩如烟海的史书典籍中，我们很难知道几个工匠的名字，更多是皇帝、政客、文人等等。
综上，中国古代的工匠，不仅社会与政治地位低下，而且一盘散沙，这样的群体，怎么会创造出一种叫做“精神”的东西？
至于中国古代的“工匠”能够把他们的制作的东西做得足够精美，除了上述身份世袭便于技术积累之外，还在于实行了“物勒工名”制度和“工师效工”制度。所谓“物勒工名”，就是每一件产品上，必须刻上工匠的名字，以便上级有关部门检验查核。所谓“工师效工”，是指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工师”会检查考核工匠的产品，出现不合格产品，工匠会被治罪，反之，产品质量好，会得到奖励。而且事实上，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崇尚简朴，反对“奇技淫巧”，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反对创新，要求墨守成规，大到修房造屋，小到制作家具玩物，都有固定程式，级别没到很高的程度，创新是不被认可的。这与中国学术解经、注经的深厚传统，可谓一脉相承。
回光返照的现代工匠清代以后，匠户制度废除，官匠散入民间，其技艺成为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在传统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现金收入，仍然是出售农副产品：粮食、经济作物和牲畜等，说到底都是与土地打交道。中长期来看，对一个家庭来说，种什么其实都一样。不过偶尔会有一些例外，比如1984年前后，我川西老家的中药材川芎一度卖到三四十块钱一斤，一亩地可以有上万元的收入，那一年种上川芎的，激动万分，说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钱；没有种植的擂胸顿足，痛失百年一遇的发财机会。但这些都是“浮财”，风头过后往往贱如泥垢，一脚踩上会折本一大截。除了种地谋生，更可靠的是学一门手艺。成为一名工匠，才是不错的选择。一直到人民公社时代，对泥水匠、木匠、雕匠、解匠和石匠都是另册管理，不过时松时紧。他们被称为“五匠人员”，是农村生活经常需要的，学的人也最多。
不过每个匠种对人的资质要求略有不同。对人的聪明程度要求最高的是木匠，其次是泥水匠；雕匠主要是木雕，要有很高的审美能力；“解匠”（“解”在方言中读如“改”，当年解放军攻占四川，乡人称之为“改放军”，几乎是一代人之后，才改称“解放军”）是两个人用五尺来长的大锯，将原木锯成板材的活计，属重体力活。身体瘦弱的成都诗人流沙河“文革”期间被遣回原籍金堂的木材加工厂，干了近10年解匠，累得生不如死，这种惩罚暗含的意思，仍是将工匠视为“贱业”；石匠主要是把石头加工成生活或生产工具。
最具严格师承关系的是木匠。木匠分为大木和小木，大木主要负责修造房屋，小木主要负责做木制家具。要把为数众多、各种规格、各种形状的木头加工打磨好，然后严丝合缝地拼接在一起，没有三年或以上的辛苦，几乎不可能学会。因此学木匠活的，多是心思活泛的农村青年，学成之后，在主人家干活，按天取酬，供应一日三餐，晚上酒肉款待；如果人笨，师傅多不愿意收为徒弟，即便勉强满师，将来也不容易找到活干。退而求其次可以去学泥水匠。泥水匠的工作环境不如木匠干净。但这个活与木匠比起来，要容易得多，它讲究砌墙横平竖直，砖缝看上去是一条直线，不像木匠那么繁杂。当然也有绝活，比如砌灶头，有的泥水匠做的灶头，不旺火，太耗费柴禾，而有的泥水匠做的灶头，却能让人称心如意。 学雕匠和石匠的要少得多，主要是活少，竞争也不激烈，所以他们的活多显得有些粗糙，没有特殊要求，主人家也是将就了事。解匠往往是双人组合，他们在木架前，面对面站着，手臂一左一右拉送一整天，而且还不能把木板锯得起伏不平，因此要有一身好力气，好眼力。
现代工匠灰飞烟灭上述五匠人员更重要的身份是农民。他们干五匠的活，多半是在农闲时期，农忙时节，主人家也不大会安排修房造屋做家具等等。在人民公社时代，五匠人员从事五匠劳作，多在农闲时节，农忙时候不服从生产队安排，非但挣不到公分，而且要受到处罚，折中的办法是向生产队缴纳现金。改革开放后的那些年，没有这些限制了，经济迅速发展，五匠人员的活动范围不再限于本乡本土，一些人到城里、到外地去承包工地，很快成了包工头。第一批包工头主要是泥水匠。这是因为，城里的土木工程已经使用动力设施，木匠的重要性下降了，而泥水匠的需求无比强劲，泥水匠的地位脱颖而出，其中头脑灵活的摇身一变成为管理者或承包商。第一批百万富翁，多是泥水匠出身。这批人中的极少数，如果没有被市场淘汰，幸存下来的后来多拉起了建筑公司，家产巨亿。
乡下的木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此前不怎么瞧得上眼的泥水匠发财致富，他们要么在家乡给农民做做门窗，要么在工地上做做模板，小日子也算过得去，上世纪90年代，一种多用途的小型电动木器加工机器迅速普及，木匠活不再需要三五年时间的训练，只需要几个月乃至更短时间就可以上手。更要命的是，现代家具厂迅速建立，产品光滑油亮，设计现代时尚，而传统实木手工家具无论从设计到做工，总存在这样那样的瑕疵，因此迅速落败。房屋建造中木料使用也大幅减少，塑钢窗和订制门，使传统木匠彻底失去市场。
随着电动工具用于木头和石头雕刻，雕匠和石匠的传统手艺也迅速落败；电锯的到来，使开出来的木板又平又直又快，解匠也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终。在我的老家，老派工匠正在老去，传统手艺事实上正在消失。在更早工业化的江南一带，传统工匠的消失要更早一些，前些日子在上海朱家角古镇，我遇到一名快60岁的制匾人，他早先也是木匠出身，祖传的手艺，到他这一代就没有生意了，索性改做牌匾，他的儿子宁愿到公司里去做一个收入不高的“白领”，也不愿意继承他的祖传手艺。传统工匠在现代机械面前，破败得摧枯拉朽，让人回不过神来，在这种情况下，呼吁工匠精神，是在向谁喊话呢？任何称之为“精神”的东西，均是自由意志的产物，在这层意义上，庄子所赞许的庖丁，其分割牛肉才“技进于道”，进入精神创造的境界。当工匠的社会地位形如奴隶，不会有所谓“工匠精神”；当工匠社会地位低下，他的职业不过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已，一有机会便要脱离，怎么会有心思去创造“精神”？当对工匠工人的奖励是“以工代干”时，同样也创造不出“精神”。直至今天，高考完毕，考生报考培养高级工匠的高职院校，多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社会氛围对工匠造成的压抑，远未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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