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驻法大使吴建民先生6月18日突遭车祸去世，在此表示哀悼。
在中国的驻外大使中，大概没有哪位能像吴建民一样引起舆论场的关注和争议了，这主要缘于吴建民的鸽派言论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日盛的当下中国似乎有些“政治不正确”或“不合时宜”，从而说明做一个“鸽派”也是颇需要些勇气的。
当然吴建民自己并不认同舆论场给他贴的这个“鸽派”标签，因为这个说话和做事温文尔雅的外交官，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
绝对上说，比起西方，在中国，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鸽派和鹰派，大家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各自以为采取了一种更好的维护国家利益的方式。
外交在过去是少数精英乃至外交人员垄断了的领域，一般民众无缘和无资格置噱，这一状况至今并未有本质改变。不过，在今天，大众至少可以在社交媒体指点外交得失，国家的外交也一定程度上要听取民意，因此，从积极的意义上说，这反映了民智的开化和社会的进步，当然，这也是中国在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一种民族意识和国家利益的自然投射。在这一过程中，从而不免滋生出了被一些外交学者指称的“愤青外交”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问题。
对此，应该这样来看待：表面上，以“愤青外交”为表现形式的两民现象的确很盛行，但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其实际能够影响国家外交决策的能量是有限的。假如看不到这点而夸大其影响，进而采取压制措施以消除“杂音”，这不仅与日益彰显的民智和多元声音不合拍，而且就外交本身来说，也会失去一张有用的“民意牌”。
当然，这里存在如何引导民意和民族主义，而不被民粹绑架的问题，对外交当局而言，此乃一大挑战。之所以强调这点，是因为我们无论如何讨厌民意和民粹，在现代社会，它都是客观存在的。
不必讳言，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有其内在的甚至致命的缺陷。故对两民主义所蕴含的对国家发展和对外关系具有负面作用的部分，尤其是对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危险性要有清醒的认知。
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简单仇视西方，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亡我之心不死；拒绝妥协，对外交往一味逞强；甚至轻言战争，主张和倡导带剑经商的思维和看法，对中国的发展是极具危险性的。所以要警惕这一点，原因还在于，它有可能被某种过于功利的政治势力所运用和支配，从而，民族主义所具有的对大众的感召力就有可能变为一个没有制导的导弹，变成一种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
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是因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具有反应性的一面，这就使得它很可能在某种极端的、具体的情况下被某些政治势力所利用。
另外，中国的民族主义不仅具有激进和反西方、反全球化的一面，它过度强调民族的整体利益而缺乏对个人权利的关注、尊重和激励，也使得它在民主建设上不足，这些是中国民族主义的缺陷所在。
在一个历史悠久而在一段时期内又处于弱者地位的大国，当它的人民自感国家突然崛起时，是最容易沾染上这种虚幻民族主义自豪感的。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这就好比祖上曾经阔过，后来家道中落受人欺负，现在发愤图强家道又开始中兴一样，如果没有自制力，是最容易出现复仇的膨胀心态的。中国在发展对外关系上，最需要防范的就是此种心态。它会阻碍我们不能客观地认知世界，从而采取错误的战略和政策，并在执行战略和政策时给人一种盛气凌人的印象。
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来认识吴建民，其“鸽派”色彩是有意义的。他对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一贯批判，特别是认为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民粹是个祸国殃民的东西，对我们就像一剂清凉剂，能够让大众膨胀的心态冷却些，审视中国外交的得失，并抹上一丝“柔和”颜色。从学理和外交实践操作的层面看，吴建民至少在两个方面显示其可贵的价值：
其一，他懂得外交是一种妥协的游戏，不能一味逞强。在这方面，强大如美国，其实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中国的愤青经常看到的是美国的霸权和大棒，从而以为中国强大起来后也要挥舞大棒，别人才能臣服，他们没看到或故意忽略，美国是大棒和胡萝卜交替运用，甚至在更多时候，是用一种示弱的姿态来达成国家利益，巩固霸权。
美国在该让步和道歉的时候是不会因为面子而吝啬的。这方面的例子很多。这其实就是外交的真谛，应该说，吴建民在他的驻外大使生涯中领悟到了这点。
其二，他明白世界的大势，知道世界需要什么，我们能贡献什么。本质而言，目前的世界还未能走出无政府状态，但无政府不等于“丛林社会”，这两者还是有区别的。毕竟在二战后，人类已经发展出了一整套的国际规则和规范，虽然它们的约束力还不很强，但毕竟有了这套规范，不是胡来的。这是人类用两次世界大战和其后的冷战代价换来的，它使人类初步走出了霍布斯意义上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丛林”状态，而按照普世规范和规则来竞争。
这就是世界发展的大势，至少在可见之将来，这个趋势不会改变。
中国要融入国际社会，特别是要做一个国际社会的领导者，就也得按照这套规范来做，不可将此理解为是按美国人的游戏规则做事。
我们可以改正这套规则中不合乎国际民主化的做法，但不能违背这个趋势，不可另起炉灶。一是我们尚没有这个实力；二是即使我们将来有了这个实力，也不能以力服人，而是以义服人，发挥中国人的古老智慧，义利相交，否则不过是重复历史上的霸权罢了。
在这方面，吴建民看得很清楚，他说，来到世界舞台中心的国家必须考虑争取人心的问题，人心的向背至关重要。我们讲话，做事情，必须考虑到，要争取世界多数人的同情和理解。千万不能在国与国之间出现分歧的时候，放弃做人民的工作。
智者总是寂寞的，所幸越来越多的人和吴建民一样，已经在反思中国的外交和对外战略的缺陷。当然，也应看到，在民族国家时代，民族主义不能完全抛弃，事实上也做不到，但最大程度减少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给我们带来的危害，却是中国崛起必须面对的现实，吴建民的去世，让人们更加感受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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