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邦芬/文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
当前，中国教育面临两个凸显问题：一是学校培养不出世界一流的杰出人才，即朝野均关心的所谓“钱学森之问”；另一是中国中小学生（甚至一部分幼儿园娃娃）负担太重。对此，我们的教育部门采取了很多针对性措施。对于培养一流人才，教育部门推出了各种英才培养计划、自主招生措施；而对于减轻学生负担，其基本思路则是精简学生所要学习课程的内容、降低课程要求、改革考试内容和方式，等等。本文将不涉及一流人才培养问题，而集中讨论教育部门所采取的减负措施，以及它对中国科学教育的影响。
自从1988年原国家教委（教育部前身）《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的文件颁布以来，将近30年间，教育领导部门推出了许多减负的举措，如中学的文理分科、严禁各种节假日补课、实施中学各门课程的新课程标准（简称“新课标”），直到最近正在进行的高考改革。教育部门的负责同志以为，降低了课程课业要求之后，学生会有较多的时间去全面发展，既减轻了学生负担，又提高了综合素质。但是，从实施效果来看，我们必须要正视一个事实：随着学校授课内容中很多基础知识和能力的培养要求一降再降、招生考试越来越简单、平均分数越来越高，中国中小学生的负担至今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变得更重。这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提前“加负”。学生在“不输在起跑线上”的竞争愈演愈烈、愈来愈早。从进入重点高中的竞争演变到进入名牌初中的竞争，再提早到进入好小学的出招，甚至到优质幼儿园的报考，“学区房”的天价记录一再刷新，便是一个佐证。
（二）学生每天实际花在学习上的总时间没有减少，尽管课内学时有所降低。随着很多学校明令禁止补课，不留或少留作业，众多培训机构和中介公司纷纷介入教育行业。这不但导致学生家庭经济负担的增加和学生学习负担的增加，而且使得社会阶层更加提早固化。
（三）随着课程难度和挑战度的下降，随着高考的区分度缩小而对创造性较强的学生不利，学生高分获得的路径更加依赖于学生的细心、记忆力和勤奋程度，为此学生大量时间耗费在“刷题”上，即反复做各种类型的模拟性试题直至熟练，更多的“死记硬背”。特别是高三整整一年的复习和模拟考试，使得不少真心喜欢科学、有天分的学生，学习兴趣和热情都消磨殆尽，由此产生的厌学情绪延续很长一段时间，影响到大学生、研究生、甚至研究人员，这对中国学生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发展产生长远的负面影响。
现在，到了我们必须对“减负”教育政策作一番回顾、分析和认真思考的时候了！
首先，我们要清醒地认识中国中小学教育的现状，包括它的长处和短处。杨振宁先生、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钱颖一教授和我曾多次探讨过中国教育问题。杨先生多次指出，中国教育对于70-80分的学生比较合适，对于90分以上的学生不合适。对于60分以下的学生是否合适？杨先生没有说，依我看来，也不太合适，学得太累了自信心又很受打击，也许比美国放羊式教育稍好一点。
钱教授在演讲中用两个均值、两个标准差的统计学术语来评价中国教育。他指出，中国教育在大规模的基础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上“均值”比较高而“标准差”小；而在人的基本素养、道德价值观等方面则呈现“均值低”和“标准差大”的特点。确实如此。譬如，“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组织和进行的15岁学生阅读、数学、科学能力评价研究项目，每三年一届，将近70个国家和地区参加。自2009年正式参加以来，上海中学生（每届5000-6000随机取样的中学生参加，程度参差不齐，来自上海150多个学校，包括农民工子弟学校）已接连两届获得数学、科学和阅读世界第一。这清楚表明，中国学生在这方面的平均水平比较高。但与“高均值”同时出现还有“标准差小”，也就是说，中国学生杰出人才比较稀缺，学得很差的人相对也较少。这种传授知识“均值高、标准差小”的现象与我们教育中的“大一统”和“一刀切”模式密切相关。教育“一刀切”是把双刃剑：统一的标准使得学生都有机会接受比较扎实的基础教育，从而培养出一大批具有较高素质的技术人才；而趋同式教育既造成许多学生负担较重，又十分不利杰出人才的脱颖而出。另一方面，正如钱教授所指出，中国学生在人的基本素养、道德价值观等方面还呈现“均值低”和“标准差大”的特点。“均值低”是指人的素质的平均水平比较低，而“标准差大”表明，中国教育的问题，绝不仅仅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更严重的是造就了不少没有人格底线的人，其恶果已日益彰显。这方面教育的责任很大，但全归咎于教育也是荒谬的。
其次，在明白中国教育长处和短处的基础上，我们要对教育上削弱什么和增强什么进行研究。在我看来，解决基本素质“低均值、高均方差”问题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这里基本素质包括人文素质、科学素质和道德修养；而解决传授知识和能力上的“低标准差”是我们要解决的另一问题。为此，在中小学我们一方面应全面增强做人的基本素质教育，另一方面应给学生适当的自主学习和思考的空间，减少与应试挂钩的大量“刷题”训练和过分的“死记硬背”。我以为，我们教育部门目前“一刀切”的减负政策，在传授知识方面是降低均值，减小“均方差”；而在人的基本素质培养上基本无所作为，在科学素质培养和人的诚信教育上还有所倒退。某种程度上是在背道而驰。
第三，要认识负担轻重与否是因人而异的。学生不是流水线上的一模一样的产品。世上没有两个人的背景、智力、能力是完全一样的，同样的学业，不同学生感受到的负担会不同。对一些人而言，现在中学的课程太容易，完全没有挑战性；而对有些人来讲，即使把目前课程进一步削减，他们还是觉得太难。此外，对于不同层次的大学和不同的专业，要求学生的科学基础也很不相同。因而，我们需要因材施教。“一刀切”式的减负虽然容易实行，却非常不合理。
第四，对学生面对的压力和负担要“一分为二”。人生总要经受“几回搏”以后才能成长起来，只要心理压力延续的时间不太长，压力不一定对孩子的成长有害。我们的媒体报道有很多片面性，总是说美国中学生比我们轻松。实际上，美国最优秀的一批中学生十分拼搏，十二分努力。与中国最优秀的中学生群体比较，美国最优秀学生的压力和负担可能还要重一些。不同的是，他们的压力和负担很大程度是自找的，而我们的学生很多是家长或老师安排的。
第五，一刀切式的“减负”之所以无效的根源在于中国文化、历史和社会传统，延续到当代演变为人们对于“知识改变命运”的强烈追求。此外，30多年来的独生子女这一基本国策的成功执行以及人民生活水准的提高，使得独生子女接受尽可能好的教育成为“4-2-1”结构家庭关注焦点，这与过去多子女家庭的心态大为不同。在此背景下，广大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强烈需求和优质教育资源短缺之间的矛盾将长期存在；而且，在较长一个时期内，高考是促进中国社会阶层流动、没有可能被取代的主渠道。在此制约下，如果不能破解改变“高考独木桥”，不能实现“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即使中小学课程学习内容再精简，考题再简单，授课课时再减少，学生的负担也很难得到实质性的大幅度的减轻（最多消除由于教学不得法造成的负担，减轻大量刷题带来的额外负担）。在“一刀切”教育模式和高考主导的大背景下，盲目地统一降低课业要求，只是使学生的平均知识水平下降，但并不能减轻学生负担，也无法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因为进入名校（十多年前是进入高校）的激烈竞争基本上是由高考相对选优来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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