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听取专家学者意见和建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座谈会上，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谢地、上海社科院院长王战、湖北省发改委主任李乐成、深圳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思康、宝钢集团董事长徐乐江、美的集团董事长方洪波等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各自地区或各自企业的实际先后发言。他们分别就金融改革与防控金融风险、宏观经济运行与趋势判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东北经济振兴与国企改革、国际经济形势、中部地区经济形势、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钢铁行业去过剩产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民企发展等摆情况、讲问题、提建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其他专家学者，也就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一些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习近平认真听取专家学者们的发言，不时就有关问题与专家学者进行讨论。专家学者们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
那么这些经济专家凭什么参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7月8日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前期研究！让我们看看这些经济专家围绕会议发言主题，之前都提出过哪些观点？
李扬：金融改革与防控金融风险
6月18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MBA教育中心主办的第十六届中国MBA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在主题发言中，李扬表示，“十三五”时期中国金融改革应解决四大问题：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金融要提供价格基准，包括利率、汇率和国债收益率曲线，目前都还没有有效形成。要解决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问题，需要稳步地推进利率市场化，健全国债收益率曲线，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提高央行的调控能力，使宏观调控更为有效。
建立筹集长期资金的长效机制
目前，中国金融体系筹集的资金都是短期资金，但是中国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需要的是长期资金，需要改革发展资本市场，建立长期信用机构，创造一个有效的投融资机制，为下一步基础设施投资提供资金。
降低杠杆率，管理金融风险
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管理风险成为金融改革很重要的任务，下一步中国要面临去杠杆的问题，要综合考虑减债与稳增长的矛盾，实现平衡。
进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随着金融机构混业发展，目前分业监管的格局已经面临挑战，要改革监管体系，统筹监管系统重要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统筹监管重要金融基础设施，通过金融业全覆盖的数据收集加强和改善金融宏观调控，维护金融稳定。
樊纲：宏观经济运行与趋势判断
2016年7月5日上午，“问道济南区域金融中心——2016论坛”上，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做主题演讲时表示，中国从2011年开始（经济增速）下滑，目前已经下滑了5年，2016年也许还会略有下滑，但是基本稳定了。
今年中国经济基本稳住了
2007年时中国经济高度过热，后来国家进行了调整。但是2008年时，世界金融危机来了，国家又搞了很大的刺激政策，又把它刺激起来了，到2010年又上10%以上。他表示，后面的下滑，现在遇到的问题，都是因为全面的过热，现在的产能过剩，库存挤压，高杠杆率，都是因为前面投资过度、经济过热，包括资产市场的泡沫，楼市泡沫，股市泡沫等等产生的后果。
1992年时，经济增长开始出现严重过热，达到14.2%的增长率，然后经历了5年下滑，3年的徘徊，经济回稳总计用了8年时间。他认为，本轮经济下滑，可以以1992年为案例。他进一步分析说，本轮经济下滑是从2011年开始，到目前已经经历了5年时间，基于1992年的经验，他认为2016年经济也许还会略有下滑，但是基本稳定了。
金融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
金融是服务业，既服务实体经济，也服务实体的消费，这是金融的基本定位。但美国都发生了金融的巨大风险，就是因为金融成了吸金机器，为追求高收益，偏离了服务实体经济，在金融行业内循环。
传统金融和互联网金融都需要提供好内容
当前中国的去产能与美国1870年代有些地方相似。1870年代，是美国的经济过热，产生大量的过剩产能，1880年、1890年那个年代美国进行了大量的去产能和产能重组这个过程。美国的基本方式就是金融巨头和产业的龙头企业联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龙头企业、债转股，美国当时的各个产业的集中度有了很大提高。如今，中国国企通过这种方式兼并重组，促进它的产权多元化，混合所有制的形成，反倒有利于促进国企改革。
关于互联网金融行业。互联网是技术，可以降低信息成本，所以各行各业一定要利用新的技术。产业加互联网的形式比较好，而不是互联网加各种产业，包括金融。金融业利用互联网更好的发展，大有文章可以做，金融企业抓住互联网技术这个机遇，即使是在一个区域内的金融企业，都可以打通国内的市场，但问题的关键，还是要提供好的内容，“内容永远是一个产业、行业提供的最本质的东西”。
王一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6年3月29日，人民日报刊发王一鸣、陈昌盛、李承健的《正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文，主要观点如下：
中国经济增速自2010年以来波动下行，持续时间已有5年多，经济运行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态势和特点。其中，供给和需求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突出表现为供给侧对需求侧变化的适应性调整明显滞后。这就需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改革的办法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促进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供需结构再平衡的内在要求。供需结构错配是中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过剩产能处置缓慢，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供给侧结构调整受到体制机制制约。需求管理政策重在解决总量问题，注重短期调控，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供需结构性矛盾，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经济潜在产出水平下行趋势。当前，只有加快出清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推进资产重组，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建立有利于供给侧结构调整的体制机制，才能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增强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生动力。
加快结构性改革是打造中国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凭借低成本优势和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但也要看到，随着中国要素成本逐步提高，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减弱，而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面临“前有围堵、后有追兵”的双重挤压态势。这就要求中国从供给侧发力，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培育建立在新比较优势基础上的竞争优势。
谢地：东北经济振兴与国企改革
2015年12月7日，由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联合主办，《国资报告》杂志社、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协办的“2015中国国有经济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谢地参加会议并发言，如要观点如下：
国有企业通过改革做强做优做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经过放权让利、承包制、租赁制、利改税、股份制试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抓大放小、战略性重组等一系列改革，逐步实现了与市场经济的有机融合，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国有经济改革的目标从初期的扭亏为盈，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再到改革成为产权明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市场竞争主体和法人实体，以至于有进有退，掌控国民经济制高点，通过这一系列阶段性的改革走到今天，明确了今后国有经济改革要达成的目标即是：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
国有经济比重大应该成为东北的一个优势
国有经济比重大，国有企业数量多，是东北经济的特点，这应该成为东北的一个优势而不是劣势。“十三五”期间，要发挥好国有经济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定盘星”作用，特别是发挥好主要分布于装备制造业的国有企业的优势，积极整合外资经济、民营经济，探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新体制、新机制，特别是通过产融结合、并购重组、国家政策支持，争取在研究开发与技术创新、提升装备制造业水平，实施走出去战略方面有新的突破，应该让东北经济的振兴将与东北地区国有经济的发展形成合力。
王战：国际经济形势
2015年12月09日，《人民日报》刊发王战《“三个不会变”为各国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中国进入高水平开放发展新阶段》一文，主要观点如下：
中国迎来高水平开放发展的新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抓住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机遇，积极引进外资，依靠成本比较优势推动经济与贸易快速发展。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通过扩大投资、稳定汇率、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举措，促进了世界经济复苏。2015年前三季度，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30%左右。此间，尽管由于人民币升值、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内外资税率统一等因素，利用外资的难度增大，但中国始终坚持开放政策不变、利用外资政策不变，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不仅继续保持了引进外资的稳定增长，而且2014年对外投资规模首次超过利用外资规模，促进了全球贸易投资增长。无论在世界经济繁荣期还是衰退期，中国都对外商敞开大门诚挚欢迎，以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了“三个不会变”的政策取向，迎来了高水平开放发展的新阶段。
构建新的双向开放模式
引进来和走出去并举，东部和中西部发展联动，对内和对外开放协调。2013年，习近平同志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加快构建与周边国家经济贸易合作的新机制新平台，发挥中国的制造优势，扩大国际合作，实现共赢发展，推动全球经济复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创造拉动区域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新物流模式、贸易模式和发展平台，通过渐进式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资源开发利用、全方位贸易往来和便利的金融互换服务等合作，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发展对接，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繁荣。这是一种新的双向开放模式，即引进来和走出去并举，东部和中西部发展联动，对内和对外开放协调，必将扩大开放型经济发展空间。
产业结构升级与对外开放升级协同推进
中国过去参与全球分工主要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迫切。“十三五”时期，中国将深化供给侧改革，着重通过创新发展推进结构优化、经济发展，加快对外贸易优化升级，在利用外资上实现转型升级，并且不断扩大开放领域，放宽准入限制，积极有效引进境外资金和先进技术。中国对外开放空间很大，并购可以成为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之一。在世界经济深度调整期，欧洲等发达国家企业经营压力大，通过企业间的并购重组实现跨国产业合作，是达到共赢的可行途径。通过并购方式参与全球经济发展，也是新形势下利用外资的新路径，能够促进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与对外开放升级协同推进。
中国将进入新一轮扩大利用外资期
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获得更多国家承认后，将进入新一轮扩大利用外资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大幅提升开放水平，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积极进行中美投资协定（BIT）谈判。根据《中国入世议定书》，明年可能有更多国家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中国将进入新一轮扩大利用外资期。近年来，中国按照国际规则对过去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制度进行调整，比如取消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实行内外资税率统一，加大反腐败调查力度，推行人民币汇率改革等举措，也是为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所作出的必要调整。中国对外资的开放态度没有变，也不会变。“十三五”期间，中国对外开放和扩大利用外资进入新阶段，必将给世界各国企业带来更多商机。
李乐成：中部地区经济形势
2016年3月7日，李乐成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湖北要抢抓“十三五”规划纲要带来的发展机遇，将规划纲要中的内容湖北化、具体化、项目化，补短板，促开放。主要观点如下：
中部地区需要补开放短板
实施新十年中部崛起规划，补短板是重要的一块。对外开放历来是中部的一个短板，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一定要在中部开放的短板上发力，比如将武汉纳入国际枢纽机场建设的城市名录，支持海关特殊监管区在中部布局。
建设国际枢纽机场是对外开放的一个平台和标志
目前，整个中部地区都没有一座国际枢纽机场，全面开放理念的落实无疑会留下遗憾。有专家讲，这是因为中部城市还没达到旅客周转量等指标要求。但我们不能等着达到要求以后才去做这件事，一定要看到未来发展的趋势。李乐成介绍，目前，武汉直飞国际及地区航线已增至39条，2015年武汉机场国际及地区客流量达174万人次，同比增速32.5%，连续3年居中部第一，此外还在加紧布局国际货运枢纽，这些都进一步凸显出武汉具有建设国际枢纽机场的良好基础。
建议国家加大对中部对外开放的支持力度，花大力气补短板，使湖北对外开放的巨大潜力能够充分释放。
吴思康：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
2015年12月19日，由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新华社瞭望智库联合主办的“2015中国制造业创新论坛”在深圳龙岗成功举办。吴思康发表了题为“坚持创新驱动和转型升级，打造国际制造业强市”的主旨演讲，主要观点如下：
制造业是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基石
第一，经济发展不能一味追求第三产业的比重，制造业仍是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基石。这个我们也是有感而发，我们现在一讲到城市的现代化程度，就会讲第三产业占比多少，所以我们认为，不能一味追求第三产业的比重。中国制造2025开宗明义，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美国作家《改变世界机器》开篇提出一个国家要生活得好，首先必须生产得好。发言朴实、意义深刻，美日、德等世界发达经济体并没有一味追求服务业而忽视制造业，特别是近年来发达国家把再工业化战略作为提振经济的手段。美、德、日的增长将会复苏，2.5%、2%和1.5%，对于一个城市而言，制造业同样是衡量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盲目追求第三产业的比重会导致产业空心化，影响城市竞争力，对深圳持之以恒的发展制造业，认识深圳市打造经济升级版，实现新跨越的重要基础不能丝毫动摇。
第二，发展制造业要向西方发达国家看齐，抢占产业发展的制高点。面对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变革，发达国家争夺第三次国家发展的主导权，美国推进再工业化战略，推进先进制造骨干计划，振兴美国制造业不断提出新的措施和计划。德国大力推动德国工业4.0战略，日本提出日本制造业的系统计划，巩固先进制造优势，深圳作为中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和全球电子信息产业聚集地，要瞄准国际的发展方向，发挥优势、抢抓先机。
第三，发展高端制造业的同时，不能放弃传统优势产业，只要持之以恒转型升级，也会实现凤凰涅盘。
第四，开放式发展是制造业保持竞争力的有效途径，深圳的成功实践就是现实的印证。深圳制造业的发展历史也是一部开放发展的历史，从上世纪80年代初大量引进香港的三来一补企业，到90年代发展电子信息产业，20世纪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助推深圳制造业永立潮头，紧追世界的脚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企业纷纷走出国门，华为在国外设了100多个分支机构。研发机构和生产制造企业的国际布局成为对外合作的新起点。深圳对外投资额增长了242.8%，新增了99家，投资额达到了2.2亿美元，开创深圳制造业的国际空间。
徐乐江：钢铁行业去过剩产能
2016年1月8日，宝钢集团董事长徐乐江接受记者的专访，分享了其对未来中国钢铁业的思考。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钢铁行业而言意义重大
理解供给侧改革，就是要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增加有效供给，促进经济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钢铁行业而言意义重大，切中当前行业要害，为我们化解产能过剩指明了方向。今天中国钢铁业的问题就是钢铁产品的结构性供给出了问题——大量的同质化产品供应严重过剩，而个性化、能够激发需求的有效供给仍然不足。过去中国钢铁业的供给是典型的需求拉动型供给，什么产品需求大、利润高，钢厂就一窝蜂生产什么，从供给不足到供给过剩的转换周期很短，没有产生像苹果手机那样的供给创造需求的神奇效应。因此，钢铁行业化解产能过剩的过程就是行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
两年多以前，我曾用深秋论表述当时的中国钢铁业的情况；而现在，中国钢铁业毫无疑问地已经进入到寒冷的冬季：2015年前11个月，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累计亏损531亿元。钢铁行业当前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一是产能过剩严重，国际市场难以吸纳，仍然主要依靠国内市场消化；二是高端产品仍难以实现进口替代，技术引进开始遭遇瓶颈；三是人口红利逐渐丧失，中低端产品可能面临被更低成本、市场成长性更好产品替代的风险；四是节能减排压力与日俱增。
化解钢铁产能过剩刻不容缓
第一，中国钢铁产业亟待技术进步和产品结构升级。
从企业层面来看，一要立足制造能力提升，做好钢铁工业的工业强基工程。目前，几乎所有的钢材产品国内都能生产，但产品质量，尤其是稳定性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差距。这也是国内外产品价格差异的重要原因。钢铁企业亟待提升产品质量，尤其是制造质量稳定性。同时，生产过程控制和工艺技术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通过制造能力综合提升，提高产品成材率和附加值，为淘汰落后产能提供契机。二要以品种为线索，进一步优化组合产线，通过集约化和专业化提高生产效率和弹性，为冗余产能的关闭创造条件。钢铁企业要结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方向调整产品结构，通过与用户密切合作，提高高附加值产品（新一代超高强度汽车用钢、高效节能型硅钢、能源用钢、超纯铁素体不锈钢、航空航天用钢等）比重，并保持精品持续领先能力。
从政府层面来看，建议政府投入资金，集合国内钢铁企业、科研院所力量，引入海外研究团队，成立世界级钢铁研发中心。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都享用模仿和学习带来的后发优势，导致基础理论和研究投入不足，人才积淀不厚，创新能力不强，短时间内无法引领新技术发展。因此，很有必要在科技研发和技术人员培养上积极投入，成立世界级的钢铁产品研发中心，致力于下一代钢铁产品、环保新技术的研发，让先进技术成为中国钢铁升级和化解产能过剩的引擎。
第二，加速钢铁企业由产品竞争力向产业链竞争力转变、从制造型企业向服务型企业转型的过程。
从企业层面看，钢铁企业要积极探索，实现钢铁产品的增值服务，诸如先期介入，并在剪切加工、钢铁物流和电子商务方面寻求突破。一方面，要在客户的价值链上寻找可以产生价值的缝隙；另一方面，要从技术创新角度，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产品质量，创新服务模式，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做的产品，既能降低用户的成本，也可以引导企业以订单驱动产能，避免盲目生产，造成产能过剩。
从政府层面看，要鼓励大型、先进企业进行商业模式创新。中国钢铁产业要具备国际竞争力，必须要有一批在产品研发、技术和加工服务领域能与国际一流企业竞争的大型企业。因此，要鼓励目前有条件的大型、先进企业充分发挥已有基础的作用，利用互联网+的历史机遇进行产品研发和商业模式创新。同时，要鼓励企业充分利用现有的土地资源发展城市服务业和其他新业态，特别是在产业调整过程中，企业因关停产线会产生富余的厂房、土地资源，企业利用这些资源开展新业务（如新材料创业园区、数据中心、物流园区等），既可以盘活资产存量，又可以转移企业富余人员，减少社会负担。但其中涉及到的土地性质改变的问题，需要国土部门和地方政府支持。
第三，兼并重组应结合中国国情。
尽管国外钢铁行业去产能过程都经历了整合、重组的过程，重组对产能的削减作用也非常明显，但是，国内钢企兼并重组更多来自于政府主导，且涉及员工下岗再就业、国有资产处置等问题，需要政府完善相关的配套政策。
（本刊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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