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盛/文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韩国政府最终决定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引发了中国的强烈反应，从媒体批判到一系列地方以及人文交流的暂停，反制的力度确实前所未见。而在韩国社会，对于中国反应也持一种强烈的批判态度，对那些主张与中国沟通的议员甚至上升到“事大主义”的高度进行批判。目前双方政府之间尚没有进行激烈的直接交锋，似乎还在为进一步的调整留有余地。但至少在舆论层面，中韩间已陷入相互的恶感之中。
中韩关系仅仅因部署一个反导系统而陷于严重危机，看似不可思议，细究则事出有因。从韩国方面看，朴槿惠无疑曾为中韩关系投入了巨大的政治资本，特别是顶着美国压力出席中国去年的93阅兵式。但在韩国最为看重的朝核议题上，她似乎逐渐丧失了依靠中国推动朝鲜实现无核化的希望。尽管第四次核试后中国和国际社会一道执行了空前严厉的制裁措施，但可能在她看来中方行动过于迟缓，而且双方间热线机制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似乎也侵蚀了她对中国的信任。或许更加重要的是，朝鲜在第四次核试后屡次发射导弹，韩国可能认定促使朝鲜弃核希望日益渺茫。于是，在朝鲜拥核这一现实下如何维护自身安全、而不是推动朝鲜弃核，成为其优先课题。在此背景下，部署萨德就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即使中韩关系也要为之让道。
而从中国方面的视角看，做出愤怒的反应也并非没有理由。尽管中方对萨德的批判集中在其军事效能方面，但可能最主要的还是把它看成是一个政治决定，即这一举动意味着韩国在中美之间做选择时倒向了美国一边。中韩关系当然不能与持续数十年的美韩同盟相比，但韩国在中美地缘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做此选择，仍然会让中国寒心。
还要看到，关于萨德部署的问题并非自今日始。面对中方的关切，韩国方面公开的立场一直是没有讨论，没有决定。所以，直到今年2月，习近平还依前两年的惯例给朴槿惠发来生日贺信（给国外领导人发生日贺信对当代中国领导人来说极其少见）。但是，韩美迅即在3月开始组建有关萨德部署的联合工作组。与此同时，韩国政府仍然在是否部署方面态度含糊、保留，直至7月8日正式宣布部署。
在中国看来，这一系列的掩饰、反复是毫不信任中国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举，严重打击了习近平对与朴槿惠关系的信任与预期。特别是，在中国正准备紧张处理仲裁裁决公布所引发的南海挑战时，韩国此举被视为协助美国、从背后捅了中国一刀。
当然，萨德问题之所以能够牵一发而动全身，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中韩关系在被朝核议题、美国因素“双重绑架”之后所体现出来的脆弱性。在朝核议题上，中韩固然在推动朝鲜弃核方面有共同利益，但毕竟地缘、战略位置不同，所采取的政策、立场不可能完全一样。但韩国方面一直以中国是否对朝鲜施加足够压力作为评判中国行为的标准，因此就出现中国如对朝施压则双边信任加强、中国如有所放松则对华不信任的情况。
在美国因素方面，由于中国的持续崛起与美国强化在东亚的存在，中美地缘战略竞争进一步加强，但韩国又是美国的盟国，而且事实上也是美国强化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一环，因此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中美博弈。在这种扭曲的结构下，韩国所采取的一些行为它自认为是自卫之举，如强调“萨德始终是韩国应对朝鲜导弹威胁的自卫权问题”，但在中国看来则是协助美国牵制中国的行为。在韩国，应对朝鲜的核威胁是极端重要的事情。而在中国，应对美国的战略牵制也被认为是外交中的重中之重。任一方面出现问题，中韩关系都可能受到严重冲击。
可见，萨德危机中双方的行动与反行动尽管带有某种情绪性，但其实是中韩关系受制于高度扭曲的地区地缘结构的结果。所以，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不是一个偶发事件。从结构的角度观察，危机的主要表现与影响不在于双方当前对抗的烈度（各种批判与制裁），而在于制造撕裂的深度。也就是说，如果中韩不能妥善管理此次危机，那么就意味着前几年双方提升关系的主观努力向严峻的地缘政治结构全面屈服，习近平与朴槿惠之间的“心心相印”将转向彼此怀疑，所谓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开始变得名不副实甚至茫然无存，双方在朝核、对美关系等涉及彼此利益关切的重大问题上可能会进行进一步不利于对方的调整。
考虑到在半岛问题上，中韩本来是唯一一对跨越传统南北分界（中国传统上被视为北方朝鲜的盟友）和意识形态隔阂、建立了较亲密关系的国家，从而在维护半岛稳定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作用，此一格局的变动的影响将不止限于双边关系，而且会反过来对地区政缘政治格局产生更加不利的影响，产生更加扭曲的结果。特别是朝鲜更有可能利用中韩矛盾，在拥核道路上一路狂奔，将半岛导入一个更加危险和不确定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理性的考虑是阻止这种中韩战略关系削弱的趋势，而不是任由其在萨德问题的冲击下出现削弱甚至崩溃。否则，一旦半岛上出现更加严峻的局面，一个既没有“六方会谈”也没有中韩合作的地区将陷入风雨飘摇之中。所以，当前中韩都有责任制止萨德危机的进一步升级，都要表现出一定的妥协意愿，而不是一味地坚持原有立场。从更长远看，中韩战略关系要实现真正的稳定和重建，要避免再次出现类似这样萨德的危机，就必须从根本上管理好朝核与美国因素。双方要从建立独立的中韩关系的战略高度，避免被朝核议题和美国因素过度“绑架”。
当然，要把中韩关系与这两个因素分割开来是不可能的，双方所要做的是两个层次：
第一，坚守作为关系基石的共同利益即半岛无核化，避免出现彼此间的利益漠视与重心偏移。在朝核议题上，双方的共同利益显而易见，双方要做的是避免偏离这一重心。尽管实现无核化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但双方应做的是如何进一步加强合作，采取建设性而不是破坏性措施。所以，韩国方面应该坚持推动朝鲜弃核这一大方向不动摇，而不是暗自倾心于制裁崩溃论、或是以武对核甚至以核对核论。
在美国因素上，中方应该看到在中美韩三角关系中，矛盾的关键点是美国而非韩国，批判的矛头应该对准的是美国而非韩国。事实上，存在权力竞争的中美关系出现博弈与彼此批判不可避免，但集中施压韩国则多少有点以大欺小之嫌。而韩国则应该对中美竞争的严峻后果保持足够的敏感性，而且不要有一种韩国是小国、中美关系靠双边自己协调与韩国无关的态度。事实上，正因为中美竞争不是“事不关己”，韩国才不能抱有一种“高高挂起”的态度。特别是对于可能涉及韩国的中美博弈事件（像此次萨德部署），韩国应该在其中起促和止争、沟通协调的作用，至少是不要选边站。
第二，实现双边关系的制度化，建立起能够真正管控分歧、解决争端的机制。在萨德危机出现以前，虽然双方关系曾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更多是言词上的。而且，即使双方高层交往很多，但首脑以下各层级的交往并没有真正发展起来。
其实，国家之间出现纷争很正常，即使是美国与其盟友的关系，也经常出现各种争吵甚至是严重的冲突，关键的是友好的双方关系之间应该存在大量的各层级的机制化交流。其作用一方面是通过平时的机制化交流，促进信息交换与建立信任，避免不必要的误解——这点不足在此次萨德危机中就体现得特别严重。另一方面，一旦出现争端，有效机制的作用更加必不可少，从而避免对危机的情绪化、随意化处理，阻止危机升级。从长远考虑，中韩不但外长、防长之间要实现定期互访交流，甚至还有必要探讨建立“2+2”机制的可行性，相关司局长、甚至处长级之间也要建立定期沟通管道。另外，各自国内也要针对这些机制进行相应的内部决策机制调整，避免再出现热线形同虚设的情况。
或许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双方的民族性格。中国人常常对周边国家的关切不太敏感，而韩国人则对中国外交中展现出来的“大国姿态”过分敏感。其实，作为根本利益有些错位但并不对立的双方，引发中韩之间矛盾的重要原因还不是利益冲突，而是缺乏一种换位思考的心态，缺乏沟通与协调。双方要更多地看到彼此的善意，而不是放大对方的敌意。要看到，即使在当前危机中，中国也没有采取直接的经济制裁行动，而韩国也无意于走一条与中国主动对抗之路。双方应该让合作之路在相互理解与包容的基础上越走越宽，而不是在误解的主导下越走越窄。
(来源：摘自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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