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秋，在新中国60华诞之际，我与袁熙坤、张忠义联合举办“凝聚的历史瞬间”收藏汇报展，其中一件展品引出了一段贾春旺与黄胄的故事。
张忠义是中国收藏家协会书画收藏委员会常务主任，他的收藏以近现代名人信札手稿最富特色。此次展览展出的就是他收藏的名人信札手稿精品。其中一件展品是黄胄写给时任安全部部长贾春旺的信函。信中，黄胄写道：“炎黄艺术馆建成三年，是改革开放后第一间大型民办艺术馆。今年9月28日是三周年纪念日，准备展出我捐赠文物和绘画作品以及国内外名家捐赠的艺术品”，黄胄希望邀请贾春旺参观指导。
恰好，我与贾春旺同志比较熟悉，于是就对贾春旺说了这件展品的情况，引起他的兴趣。2010年9月27日，贾春旺专程赶来参观展览，并仔细看了黄胄的这封信。“我怎么不知道有这封信？”贾春旺好奇地问。一起陪同参观的张忠义说：“这是我从拍卖会上买到的，至于怎么流传出来，怎么流传到拍卖公司，就无从查证了。”对此，贾春旺只好一笑了之。
这封信显示出黄胄除了艺术家之外的另外一个重要身份：艺术活动家。
黄胄的艺术起源于西北，也发扬光大于西北。1946年，年仅21岁的黄胄徒步在黄泛区写生，创作了《遍地汹汹黄水》、《就这样活下去》、《孩子快死了》等几百幅作品，用画笔画出了黄泛区人民的悲惨以及反动当局的腐化堕落，产生强烈社会反响，也使黄胄声名鹊起。黄胄从此确定了拥抱生活、为人生而艺术的理想追求。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带着对新社会的强烈热爱与向往，黄胄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事专业美术创作工作。这一时期，黄胄创作出《爹去打老蒋》、《洪荒风雪》等歌颂新时代的作品，成为新中国美术的经典，同时，他致力于新疆地区各民族生活与风俗的题材创作，内容新鲜活泼，画笔浪漫奔放，从此他把艺术事业与边疆少数民族题材紧密联系起来，开拓出一片广阔的艺术新天地。
黄胄的边疆题材绘画，尤其是新疆民族题材绘画始自上世纪40年代末，一直延续了黄胄的整个一生。对于边疆题材的绘画，黄胄一向“必攻不守”，勇于创新。他创作的《叼羊图》、《欢腾的草原》、《草原八月》、《姑娘追》等作品在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等重要国务活动场所陈列，还成为国家领导人赠送外宾的国礼。他还曾受邀到福建、海南、云南等少数民族地区写生创作，同样取得成功，收获了一批激动人心的艺术成果。
除了民族风情绘画和人物绘画外，在中国美术界，黄胄还以善于画驴著称。“文革”期间，黄胄被打倒，身心遭到摧残，他就被丑化为“驴贩子”。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赠送给裕仁天皇的国礼，是黄胄创作的《百驴图》。黄胄画的驴，往往只用水墨，不加色彩，寥寥数笔，就画出这种中国最常见的畜力平凡朴素、吃苦耐劳的特性，百驴百态，绝无重复。
我收藏的黄胄盖章书也是由张忠义帮忙，上有黄胄夫人郑闻慧签名盖章并加盖黄胄印章。这是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举办的《新中国美术开拓者系列黄胄绘画大展》图册，里面收录了黄胄美术基金会和炎黄艺术馆收藏的主题画、速写、水墨小品共80幅。
这本画册前面有一篇题为《拥抱生活、熔铸古今》的序言，其中有一段对黄胄艺术的概括，我认为比较客观而全面：
他的艺术题材，扎根于新时代的精神与生活，并在前无古人的“边疆”题材的创作领域中致力拓展而戛戛独造；他的主题性创作，打破了中国画的旧有陈规和固有羁绊，将中国画的传统进一步革新为深入生活、贴近生活、紧扣时代脉搏的主旋和唱，其持续性的影响至今不绝如缕；他的艺术评议，以自立我法为旨要，又不拘一格地熔铸古今、融合中外，其中尤以独创性地把速写的观察和表现手法引入中国画的创作之中，既创作出了崭新的笔墨手法和作品意境，具有极强的现实感召力，又在艺术观念上独树一帜，对于中国画的发展起到了明确的推动作用。
郑闻慧同时还赠送给我一本英文书《黄胄：中国画大师》（美国GVC出版社，2009年）。书中，郑闻慧全面介绍了黄胄的生平及艺术成就。《今日美国》在推荐语中说：“谁要试图理解现代中国艺术必须阅读此书。”
此后，郑闻慧一直和我保持联系，较近的一次是2014年9月28日，她邀请我到炎黄艺术馆出席出席“激清燃烧的岁月：黄胄和他的时代”大型文献展开幕式。
熊光楷 上将，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国防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等院校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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