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著名记者斯诺的笔下，长征被称作“震惊世界的行军”。
让世界“震惊”的，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在漫漫征途中所付出的巨大牺牲，更是中国共产党人把战略退却成功地转变为胜利进军的经典之举。
这是一次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史诗远征。
两万五千里的长征途中，武器简陋的红军官兵始终处在数十倍于己的敌人追击、堵截与合围中，遭遇的战斗400场以上，平均每天急行军50公里以上，平均三天就发生一次激烈的战斗。
1934年，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在血色残阳中踏上战略转移之路。
五天五夜，湘江两岸，红军将士与五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展开殊死决战，险些全军覆没。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锐减为３万多人。
死者的鲜血，引发了生者的反思。面对一批批倒下的战友，几乎每一个长征将士都对“左”倾路线深恶痛绝，开始怀念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打胜仗的灿烂日子。
在1935年１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重新掌握了红军的指挥权。
３万：40万，面对长征以来兵力对比最为悬殊的局面，毛泽东指挥红军在川黔滇万水千山间纵横驰骋：四渡赤水、虚指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遵义会议请回来的毛泽东不是一尊万无一失的神，而是一位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的实事求是的人。”在军事专家金一南看来，“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是红军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掌握战略转移主动权的关键。
血与火的洗礼，熔铸出一支不可战胜的人民军队，锤炼出人民军队的一代精英。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说：在经历了长达两年多的长征后，红军成为“历史上一支无与伦比的坚强队伍。”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十位大将和1300多位上将、中将和少将中，90%以上参加过长征。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鲁迅特意致电：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将来。
长征途中，湘江血战中曾一天之内牺牲两任团长的红三军团红１０团，后来在直罗镇战役中被毛主席题赠“英勇胜利”，鼓励官兵们继续战斗，夺取更大胜利。就是这支部队，后来发展成为名扬朝鲜战场的“万岁军”，打得美军闻风丧胆。直到今天“战斗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旗帜，还在这支部队高高飘扬！
一
80年前的一个夜晚，一支队伍渡过于都河，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80年后的今天，长征的伟大精神，早已融进了中华民族的血液。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位于于都县县城东门，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是中央红军渡过于都河出发长征的八大渡口之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中央领导人及其由中央机关组成的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就是从这里迈出长征第一步的。
80多年前，中央红军长征途经这里，两位红军随小分队垫后，后来又留下来发动百姓革命。在军阀和地主武装的围剿下，两人弹尽粮绝被俘，牺牲前受尽严刑拷打。
几个胆大的百姓偷偷收殓了他们的遗体，在一个小荒坡上草草埋葬。解放以后，一位老人指着山上的两个小土包说：“那里埋着两个红军。”后来，政府重修了两座坟墓，立了碑，围绕着它们，修了座烈士陵园。
一年又一年，看护烈士陵园的大爷要给一波波孩子讲两位红军牺牲的故事。小学6年，我听了6次，人还是那些人，故事还是那些故事，一尘不变。
他们的故事本就简单得可怜，见过他们的人很少，知道他们的人也很少，他们还没来得及轰轰烈烈，就牺牲在了这个偏僻的小县城边上。
除了坟冢，他们什么也没有留下。所以，也无所谓发掘历史。他们只是数万红军中的普通一员，大海中的一滴水。他们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哪里人，我们不知道；甚至，连他们叫什么，也没有人知道。
多少年来，我们听着他们牺牲的故事长大，却渐渐忘记了他们。但墓碑还是那些墓碑，故事还是那些故事，那座陵园，一尘不变。
二
贵州遵义的红军山烈士陵园修建在市内小龙山上，园内集中了新中国成立后在遵义各处找到的红军遗骨。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内，红军战士的雕像被青山翠柏环绕，陵园正面的纪念碑上有“红军烈士永垂不朽”8个金色大字。
一名叫陆昶全的大学生，曾从福建宁化出发重走长征路。当地人问他，你知道宁化也是长征出发地之一吗？他回答不知道。对方的回答让他震撼：“你当然不知道，因为从这里出发的红军基本都牺牲了。”
那一天，他突然觉得迈出的每一步都很沉很沉。走到湘江边，大多数宁化红军的牺牲地，他和同行的人主动买了白酒，洒江祭奠。
这些年轻人，在那里哭了，因为长征。
一个国家，总要有一些人，做着无关风月的事，把有关这个民族的记忆碎片拾起。有时候，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人们看不到这样做的意义。
几年前，一位重走长征路的年轻人，一路参观长征遗迹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发现参观的人并不多。有一次，巨大的博物馆里只有寥寥两个人，一位退役老兵带着孙女，孙女心不在焉，耳朵上始终挂着耳机。
2006年，警察夏桂林跟随央视重走长征路。251天风餐露宿，夜以继日，夏桂林胡子拉茬、白发苍苍，连家人都不敢相认。妻子从电视上看到丈夫出发前的一头黑发全白了，在电话里失声痛哭：“老夏，快回来吧，不要再走了。”
2014年，深圳一家公司负责人左力决定暂停自己的工作，独自重走长征路。更多的人问他，究竟为什么？几十年前的事和你有关系吗？他想起自己采访老兵，他们想说却形容不出，只是紧紧咬着牙关的神情。他想“换一种生活方式”，“寻找精神力量”。有朋友却甩给他一句话：你有病吧？
……
如果要罗列，重走长征路的人还有很多很多，上至花甲老人，下至青葱少年，他们的故事不尽相同，他们选择重走的理由也五花八门。可与中国人13亿多的庞大数目相比，重走者的数量又显得微不足道。
但正是因为有他们这样的人，更多的人才在一次次疑问中渐渐发现：原来，80多年前那些翻山越岭的人，还在影响着这个时代。
10年前，军旅作家王树增写了《长征》。写作之初，同行曾经多次问他：有那么多挣钱的题材你为什么不写？你写《长征》，有人买吗？一个作家写出来的作品没人买，那你写它干什么？你也拿不到版税。
当时，王树增说了一句很狂妄的话：“你写卖不出去，我写就能卖出去。”这部书后来很畅销。回首往事，王树增却不狂了，他在一次演讲中说：“读者不是爱我，而是爱我们这个民族。”
一个民族，不能没有人守望历史的星空。历史对于一个民族的重要性，就像记忆对于一个人的意义。
失忆，是一种大不幸。
三
长征途中，担任师长的贺炳炎一条胳膊被打断了，半个身子被鲜血染红。他挺到了战斗结束，因为流血过多而昏迷。
在一个小村子里的打麦场上，卫生员抬了个大凳子，用绳子把贺炳炎捆在凳子上，什么麻药都没有，踩着贺炳炎的身子，用锯木头的锯子为他截了肢。
在场的贺龙从凳子底下的一摊脓血里扒拉出一些东西。后来做战斗动员时，贺龙从怀里掏出手绢打开说：“同志们，这里面是你们师长的骨头渣！”
就像贺龙捧回的那几块骨头渣，历史里，藏着我们的根和魂。
我们这支队伍，曾不只一次次接近“石达开式的覆灭”，却没有人认为革命的火焰会熄灭。许多年后，当我回想起就像家乡埋葬着的两位垫后的无名红军，突然间产生了再去看一看他们的冲动。
在前有追兵、后有堵截的长征中，垫后往往是最危险的任务。强渡湘江时，担负后卫任务的红34师，整整一个师没能渡过湘江，牺牲殆尽。34师最后一次师党委会的记录上只有两条：第一，把所有的电报和机密文件烧掉；第二，如果谁还能活着出去，3个月以后井冈山上再见。
总要有人向前冲，也总要有人去垫后。历史，让我们懂得尊重。
在埋首长征故纸堆中的日日夜夜，我和我年轻的同事无数次被这种濒临死亡时的坚强所震撼。越接近真实，眼泪就越难以止住。
这种震撼，甚至超越国界和意识形态。
埃德加斯诺所说：“它过去是激动人心的，现在它仍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和激情。”
1985年，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撰写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成为畅销书。从1972年向周总理提出要写长征，他用了13年探求长征背后的故事。
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写道：“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2000年世纪之交，美国《时代》周刊邀请了全球几十位顶级专家，评选人类1000年以来发生的最重要的100件事。评选的标准是：入选的事件必须深刻影响人类进程。
结果，中国有三件事入选。第一件是火药武器的使用，第二件是成吉思汗的铁骑征服半个欧洲，第三件事就是长征。
美国，一个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国家，它的每一位伟人，几乎都被拍成过好莱坞大片，它所经历的每一场重要战役，几乎都是本国经久不衰的文艺创作题材。在这个年轻的国度里，随处可见各种各样的纪念碑和阵亡将士公墓，公园里矗立着一座又一座英雄的雕塑。它在不断宣扬真实英雄的同时，也在不断虚构着能力各异的超级英雄。
2013年，美国人潘亚当骑着摩托车重走了长征路，路上他一次次被问起原因，他回答：“因为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
其实，美国人真正感兴趣的，是那群衣裳褴褛的人在超自然的极限条件下迸发出来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不用否认，长征是一场突围，是失败后在没路的地方找路的无奈之举。正因此，人们才习惯于用“奇迹”二字形容长征。
四
历史昭示未来。
长征过草地时，红军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食物，只能吃野菜。当时，红军大部分来自福建、湖南、江西等地，不熟悉草地的植被，误食中毒的人很多。
于是，红军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叫做试吃小组。这些人吃了某种草后，只要他们不过敏，没有死掉，就证明这种草可以吃。
要参加试吃小组有一个条件，必须是党员。
历史是有温度的。“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我们总在说，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忘掉了从哪里来，往往就会忘掉到哪里去。
今天，中华民族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复兴，更接近实现中国梦。改革步入深水区，我们还有没有“试吃小组”那样的趟路勇气和精神？还能不能闯过改革面前的“雪山”和“草地”？
沿途的风景在变，路上的坎坷在变，不变的，唯有人的决心和意志。
1935年2月26日那天，红军得到了一条战斗动员令——
“我们必须准备走大路，也必须准备走小路。
我们必须准备走直路，也必须准备走弯路……”
这条发布在遵义会议之后的动员令，被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写进了书中。
中国自古以来有千万种路。一地马铃声的茶马古道，记载着大国气象的丝绸之路，战火纷飞的秦汉栈道……而80年前，红军二万五千里的漫漫征程，将中国西部最激越的河流，最巍峨的高山和最广袤的草原串连起来，趟出了中国走向近现代文明的独立之路、复兴之路。
雪峰依旧，铁索犹寒。习主席说，长征永远在路上。
今天，在新一轮改革面前，我们又将是探路者。我们这一代人，必须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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