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艰难的跋涉,频繁的战斗,如影随形的饥饿、疲惫、死亡……这一切已远去。
80年后,拂去时间的烟尘,对于与当年大多数红军战士同龄的中国青年来说,除却符号化的记忆和考卷上的简答题,长征,究竟意味着什么?
长征,是于历史深处的触动
“说实话,现在很多年轻人对党史、对长征的了解都很不够。我在研究长征之前,也只有些简单化、线条化的认识。但‘进去’之后,发现真正有血有肉的长征,是非常打动人的。”
1981年出生的刘慧娟,是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的一名研究员,正在写关于长征中群众工作的博士论文。
“实际接触大量文献,就会知道长征的艰难真是世所罕见。爬雪山过草地期间,饥饿、疾病、疲劳等带来的非战斗减员,至少在万人以上。雪山顶坐下歇歇脚,可能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她在翻阅史料时注意到,红军在长征途中打土豪,之后会将财物分给老百姓。但很多老百姓害怕报复,不敢要,红军为此想了很多办法,“我印象最深的是,红六军团在湖南新化没收‘官盐’后,标价出售,价格定得非常低,实际上是通过合法买卖的形式分给群众,不给敌人留下对群众进行报复的借口。”
刘慧娟感慨: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红军自身条件如此困难,却首先想到群众更困难,要把财物分给群众；红军非常理解群众心理,站在群众角度考虑问题,尽可能保证群众的利益。
长征成为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靠的正是这样一点一滴的身体力行。“谁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就把谁放在心上。”刘慧娟说。
长征,是携笔从戎的英雄梦
长征队伍很年轻:长征期间牺牲的约430名营以上干部,平均年龄不到30岁；倒在遵义战役前线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年仅27岁；少共国际师平均年龄只有18岁,师政委肖华上任时年仅17岁……
“是什么支撑这些年轻战士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仍保持着积极坚韧的精神状态,踏过两万五千里漫漫征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王馨安不断追问。
今年27岁的王馨安,也曾是一名年轻战士。7年前,正在北大读本科的他,选择保留学籍参军入伍两年,很多人不理解。
两年军营生活,让他对当年的红军和长征,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除了生存压力,更是信仰的力量,最朴素的对人民的信仰。《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红军先辈们真正做到了。而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失的。”王馨安说,“红军中有很多‘红小鬼’,人还没有背上的红缨枪高。相比父辈、祖辈,我这一代人成长在蜜罐里,享受着前人无法想象的物质条件。但相比于义务,却更习惯讲权利。上大学后,我一直在想,自己到底能为国家社会做什么贡献。那第一个贡献,就先去为别人站两年岗吧。”
除了信仰,在王馨安看来,长征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关键,还在于实事求是的精神。
“遵义会议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独立处理问题、实事求是、自我纠错的能力,使党在危急关头生存了下来。在我们的国家已经取得许多成就的今天,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仍然有着非凡的意义。”
整整80年过去了,金沙江的波涛、夹金山的风雪似乎抚平了一切,但独立自主、实事求是、锲而不舍的长征精神,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源源不断孕育出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九八抗洪精神、载人航天精神……串联成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历史。
“对于年轻人来说,纪念长征,就是有个机会回头看看,了解自己从何而来。”
长征,是去远方看看的召唤
盛夏的北大未名湖畔,有一群年轻人准备从80年前美国记者站埃德加斯诺出发地远行,寻找那颗照耀中国的红星,书写自己的“西行漫记”。
北大外国语学院大三学生张瀚雄,正为北大自行车协会2016年暑期远征社会实践活动做最后筹备,他们计划7月11日从汉中出发,一路骑行,最终在8月9日抵达西宁。
“其中一段,正好与当年红军长征途径甘南地区的路线重合,经过红军过草地、进行腊子口战役的地方。”张瀚雄说,“在路上遇见长征”,是他们制定路线时特别设计的。
他告诉记者,骑行团执行严格的组织、生活和活动纪律,比如遵守部队的作息时间、每人每天餐饮和住宿花销控制在38元和25元之内。
“尽管我们1859千米的骑行总里程,还不及两万五千里长征的零头,重走长征路也不可能再经历和当年一样的情境,但也算是对长征精神的一种呼应吧。”
在他眼中,长征是一种对信念的执著,红军可以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超越自我的极限,“我们骑行的目的,是想历练一下自己,去见识更广阔的真实世界,这也是一种信念。”
除了这支13人组成的骑行团,在今年夏天,还将有约40支实践团、400余名大学生,从燕园出发,踏上“红色之旅”,以双脚丈量时代变迁,寻找青春的答案。
“对于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年轻人,长征,不仅仅意味着一段历史,更是关乎当下、关乎自我的一种精神指引。”张翰雄说。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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