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大员的调整每年都会进行。这是中共干部人事管理的一个特点，中共任用干部，讲究五湖四海，五湖四海也就意味着干部经常异地任职。从实际来看，能够做满两届任期的领导干部很少，更多的是中途换将，尤其是在换届前后，干部调整的频率很快。
今年也是一样，迄今已有十几个省区的党委“一把手”换人。最新也是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上调天津，接替因腐败而落马的黄兴国。
地方大员调整的现实逻辑
十八大产生的本届中央领导集体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明年将是最后一年，按照惯例，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组织人事需要预先铺垫好。本届中央在2012年十八大产生后，于2013年、2014年和2015年都出现过省级地方大员的人事调整，但那只是个别或小规模的干部调整，而在今年，地方大员的密集调整已多次出现。如3月谢伏瞻接替郭庚茂任河南省委书记，娄勤俭接替赵正永任陕西省委书记。6月底，中央又宣布调整青海、江西、山西、江苏四地省委书记。8月湖南、云南、西藏三个省区的书记也换人，由杜家毫、陈豪、吴英杰出任这三省区书记，张春贤、王君、王学军则分别卸任新疆、内蒙古、安徽“一把手”，由陈全国、李纪恒、李锦斌接任。
除了省委书记的调整外，省、市长的调整也在同步进行。如王东峰任天津市代市长，王晓东任湖北省代省长，刘奇任江西省代省长，应勇任上海市副市长等。与此同时，市县两级主要领导的换届也在大张旗鼓地推进。后者基本接近尾声。
地方从上到下主要领导干部的大规模调整，原因当然像前面讲的，是为十九大做人事布局。现在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一般都实行两个任期。而在第一个任期前期，新上台的党国领导并不能完全掌控高级干部的人事任免，很大程度上，他的同僚和党的高级干部，是由已经卸任的前届中央领导集体特别其中的实权人物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新任党的领导不能尽快掌握干部任免大权，其政策和发展理念就会受到很大掣肘。但一般来说，党的领导要完全抓住权力，有个过程，从政治的规律看，一般是在掌握最高权力后的第三和第四年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主导人事任免。换言之，这个时候任命的领导干部，能够真实体现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意图和想法。
所以，五年一次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一年甚至两年，最高领导人就要为下个五年任期进行人事布局，把能够贯彻自己发展理念的人推向重要岗位，特别是地方大员，必须是值得信任的人。只有从这个背景出发，我们才能准确解读今年以来地方大员频繁换人的逻辑。
反腐贯穿干部人事调整
在这一背景下，本轮地方主要领导的调整以下几个特点值得关注。
一是原省委书记到点退居二线，省长转正。在已经调整的13省区党委书记中，有5个省的省委书记因年龄因素退居二线，进入人大，分别是河南、陕西、江西、湖南和安徽，相应地，这五省的省长扶正转做书记，此乃本轮地方大员换将的一个突出特点。中共对高级干部的任免有着严格的年龄限制，这已成为中共组织人事的一个规则。对省委书记省长这一级别的干部来说，一般是65岁到点退休或退居二线。若在党代会换届时距退休年龄相差一、两岁或两、三岁，除非是内定在换届后要进入政治局或出现某种特殊情况，一般在换届前会提前安排退居二线，腾出位子让新人接任。如果到了65岁，则直接退休。本次上述五省的省委书记基本接近65岁这个年龄杠杠，所以虽距19大还有一年，也提前挪窝。而之所以是省长接任书记而不是从外面调来或者中央空降，则有多种考虑。其中一个因素是省长在当地任职的时间和资历。
二是反腐贯穿干部人事调整。反腐是本届中央的重头戏。在地方大员的人事调整中，因反腐而频繁调整干部已是常态，这在地市一级非常普遍。本轮地方大员的变动，在这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原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上调天津。李是因天津原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的落马而被中央点将担任书记的。黄兴国则是在原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上调中央后代理书记一职的，并创下了代理时间最长的记录。中央迟迟不给黄转正原因无法考证，但肯定对黄不满意。鉴于天津为京畿门户，天津市委书记按惯例由政治局委员兼任，所以李此番上调天津，虽是平调，但被认为有望在19大进入政治局。当然，李最终能否如愿入局，还存在变数，不到最后一刻谁也说不好。但主政天津能为其入局积累资本。
三是特别看重地方大员的忠诚品质。忠诚是为官者的一个应有品质，但对忠诚可以做多种解释，可以说忠诚人民、忠诚党、忠诚上级等等。本届中央对高级干部政治规矩的强调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地步，而对政治规矩的考察实际看他是否忠诚，忠诚党尤其是最高领导人，是不是有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这主要是接受了腐败的教训。假如一个干部表现出缺乏这四种意识，不忠诚，要想得到提拔重用基本不可能。
四是领导人曾经工作的地方的官方得到重用。提拔任用自己人也是一条政治规律。在本轮地方大员的调整中，这方面也很明显。如湖南省长杜家毫和云南省长陈豪，两人在上海工作的时间都比较长，前者曾做到上海市委办公厅主任，后者则是上海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后来外调上述两省做副省长再做省长。这次分别继任书记，上海的背景应该是一个有力因素。再如浙江省长李强调任江苏省委书记，宁波市委书记刘奇外调江西做副省长再代理省长，李强是浙江人，长期在浙江为官，刘奇虽是山东人，但也长期在浙为官，在做省发改委主任期间，与最高领导人有交集。这方面突出的还有上海市委副书记应勇。应勇是浙江人，来上海前在浙江为官，最近又被任命为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由副书记兼任副市长，这个安排虽非罕见，但亦不多，很明显，如无例外，应勇会在19大前接任上海市长。
五是艰苦地方的官员能够得到政治褒奖。这一点在本届政治局就有体现，几位来自中西部的官员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最高领导人对此也很重视，这大概与其经历和个人情怀有关。在最高领导人看来，越是在贫困艰苦的地方为官，越能见出一个人的品德和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在这轮官员的调整中，西藏自治区原党委书记陈全国调任新疆自治区书记，陈是河南人，大部分时间在河南为官，2009年上调河北做省长，2年后走马西藏任书记，至今在西藏干过五年。此次被任命为新疆书记，舆论普遍认为在19大后将进入政治局，因为新疆书记在最近10多年来都是进入政治局的，刚卸任的张春贤就是因为主政新疆而成为政治局委员。陈全国从西藏调任新疆，虽然还是西部的艰苦地方，但分量已经不一样，政治前途更看好。另一例子是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书记吴英杰转正书记。由副书记升书记虽然以前也有，但显然可看作是对吴扎根西藏的褒奖。吴是地道的西藏干部，从到西藏做知青起以后就没有离开过。
本轮地方大员的调整将会延续到中共十九大前夕。但可预见的是，官员调整的轨迹大概不脱上述五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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