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13日，我来到古都西安。此行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北赴延安，参观刚刚修复的安塞县碟子沟中央军委二局旧址。在前往延安之前，我还有一个计划，就是实地了解一下美术界里代表新中国西北艺术风格特点的“长安画派”。
行前，我打听到，著名画家黄胄是“长安画派”创始人赵望云的弟子。于是，通过黄胄的夫人郑闻慧，我要到了赵望云之子、陕西美协名誉主席赵振川的电话号码。可是，直到我抵达西安的前一天，还无法打通赵振川的电话。情急之下，我的秘书张钊找到了长安画派网的执行主席张剑波。张剑波曾经是一位军旅画家，转业后留在西安，潜心研习长安画派的绘画技法，并积极组织策划长安画派的艺术实践活动。由于找不到赵振川，我决定通过张剑波了解长安画派的情况。
巧合的是，找到张剑波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张剑波不但与赵振川非常熟悉，近年来还主要跟随赵振川学习绘画，算是赵振川的弟子。更巧的是，赵振川恰好在我抵达西安的前一天从外地返回。真是山不转水转，有缘总能相见。
2010年5月13日，在张剑波的陪同下，我先到长安画派网参观，随后来到于右任故居纪念馆。于右任故居纪念馆位于西安市中心的书院门，是经过现代化改造的老房子，非常舒适惬意。在这里，我在于右任后人的陪同下，既欣赏了于右任的草书艺术，又欣赏了西北风格的老宅子的建筑特色。纪念馆有一位工作人员从日本来，边工作，边进行研究学习，可见于右任在日本影响很大。这一点，留给我的印象很深。
当日下午，我来到西安市一处居民区里的赵振川家，受到热情接待。赵振川专门拿出陕西名茶“午子仙毫”招待我。我听到了赵望云的故事以及“长安画派”的有关情况。
赵望云并非西安人，而是河北束鹿人。从1927年开始，他常以北京西山碧云寺附近的乡村人物为绘画对象，并很快形成个人风格。他说：“我是乡间人，画自己身历其境的景物，在我感到是一种生活上的责任，此后我要以这种神圣的责任，作为终生生命之寄托。”为了让自己的画笔更加贴近生活，他走遍中国北方，刻苦写生。有学者统计，他72岁的人生，除去前20年和“文革”中的10年，其余42年差不多都是“人在旅途”。他对底层民众的写生作品在当时的《大公报》上连载，引起很多关注。
1941年，赵望云在成都结识张大千。受张大千影响，开始系统研究中国画技法。次年迁居长安。在随后的河西走廊、祁连山的写生中，他的笔墨不再只是聚焦于人物，而是将大西北雄浑壮丽的山川与人物相结合，创造出山水画的许多新章法、新笔墨。评论家王鲁湘说，赵望云这种“用笔苍老、用墨蓊郁的技法，达到了极高的美学境界，也突破了前人技法的成就，至今为止，还很少有人企及”。
新中国成立后，赵望云担任陕西省美协首任主席。1961年10月1日，赵望云、石鲁等西安画家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西安美协国画习作展”。画展以常有的地域特色和新颖的时代气息引起轰动。“长安画派”一举成名。
“那么，长安画派与岭南画派、金陵画派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我问。对此，赵振川没有正面回答，他说：“长安画派无论是情感，还是技法，都经过了现代化的改造，长安画派画黄土，画人民，与延安文艺座谈会开辟的与人民相结合的道路一致。富于人民性、时代性，是长安画派受到尊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又问：“赵望云和石鲁都是长安画派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区别何在？”赵振川说：“我们常说，赵望云是长安画派的奠基人，而石鲁是长安画派的旗手，两人并肩领军。当时，赵望云担任了更多艺术组织和领导工作。从时间上看，赵望云比石鲁年长十多岁，定居西安，做职业画家也较早。而石鲁的艺术风格鲜明，个性彰显，在长安画派的开创者中独具特色。”
告别的时候，应我之请，赵振川在画册《赵望云》（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上加盖赵望云的印章，并签名盖章。几天之后，我踏上了北上延安的道路，一路所见，黄土陇上，点点绿树，男女老幼，淳朴善良。联想到赵望云画册中的山川与人物，我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实际上也养育一方的艺术，赵望云、石鲁等长安派画家的作品正反映了艺术家对这一方水土的深情与热爱。赵振川说：艺术是现实的，又是浪漫的，二者是辩证统一的。的确如此。
熊光楷 上将，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国防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等院校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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