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较早进入中国市场的西方投资者表现非常糟糕，这让人很想知道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当巴斯(Bass)在上世纪90年代冲进中国“打开的大门”的时候，这家英国酿酒商选择与来自一家名叫“红嘴”(Red Mouth)的公司的一群大老粗乡村企业家合作。它随后将啤酒厂设在了靠近朝鲜的偏远地区——该地区冬季滴水成冰，夏季洪涝不断。物流非常糟糕，以致公司花两个月时间才能将其价格高昂的Tennents啤酒运送到中国南方的庞大市场中。脾气发过了，关系破裂了，巴斯在2000年终止了这项业务。
现在，随着中国投资者遵循中国政府“走出去”的指示去海外投资，轮到他们犯同样的错误了。他们至少证明了，在狂妄自大和眼界狭窄的自我欺骗方面，自己和西方投资者一样有天赋。
由于中资并购日益受到欧洲、美国、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国家政府的审查，自2015年年中以来，近400亿美元的中资拟议海外并购告吹——多数是因为各国政府日益担忧安全和竞争问题。这一数字还没有包括中国人对德国芯片设备制造商爱思强(Aixtron) 6.7亿欧元的拟议收购——在收到“先前未知的安全相关信息”之后，德国政府撤销了批准。
即便中资并购交易获得批准，也可能引发轩然大波，缺乏尽职调查往往是诱因。据说中国首富之一王健林今年向西班牙新闻网站Periodista Digital表示，在他2014年以2.65亿欧元买下西班牙大厦(Edificio Espaa)之后，西班牙政府“像对狗一样对我”。西班牙大厦是马德里最具标志性的佛朗哥时代的建筑。大连万达(Dalian Wanda)否认王健林说过这些话。
但在马德里市政当局驳回他推倒重建这座列入保护目录的25层高大楼的申请之后，这位地产大亨的不满显露无疑。王健林今年在接受一家中国国有电视台采访时威胁称“永远不会再投资”，并称此次纠纷是个教训：海外投资应该预先获得规划许可。万达如今正在出售这幢购于2014年的建筑。伦敦商业咨询公司英中创易(Active Anglo Chinese Communications)的执行董事阴彤(Yintong Betser)表示：“中国企业往往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什么。在市场研究、人力资源、法律体系和商业实践方面做好准备非常重要。但他们在许多情况下忽视了这些。”
从某些方面来说，中国自己的商业环境文化提供不了多少与西方公司合作的实践经验。在一个总是管领导叫“某某总”的国家里，企业森严的等级制度令人窒息，尤其是当首席执行官坚持包揽海外交易的所有决定的时候。
僵化的服从可能抑制执行交易的基层团队提出建议，加剧尽职调查、本地知识和文化理解方面的不足。所有这些有助于解释波士顿咨询集团(BCG)调查揭示出的事实，即约2/3的中资海外并购交易陷入麻烦。
在与澳大利亚合作方克莱夫帕尔默(Clive Palmer)陷入旷日持久的法律纠纷之后，中信集团(Citic)对其澳大利亚铁矿石项目计提了25亿美元的减值准备。帕尔默在电视上公开辱骂中国人是“自相残杀”的“混蛋”和“杂种”。他后来就这些言论道了歉。
遭遇冷遇也让一些中国投资者不再认为，他们在那些由中国政府开辟外交通道的国家里冒险会更安全。在拉美和非洲部分国家，由于遭受政治风向转变和财务资源减少的冲击，中国资助的大型项目被废弃。
曾被中国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大力争取的西非国家加蓬在两国关系冷淡之后，取消了中国投资35亿美元开发贝林加铁矿的项目。在接受了中国650亿美元开发贷款的委内瑞拉，8亿美元高铁等项目由于缺乏资金而搁浅。中国人在巴哈马投资35亿美元建设的Baha Mar度假村遭遇法律纠纷，项目一拖再拖，中国和当地合作伙伴公开发生争吵。
太多的中国海外投资遭受此类不幸，这让中国投资者看起来要么是倒霉，要么是疏忽大意，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相比之下，中国梦破灭的巴斯和其他外国公司的耻辱经历反而开始显得有趣了。
(来源：《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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