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特朗普的当选，很多人感到震惊，这也难怪。“势”这个东西看来是必须要正视的。观察2016美国大选，可能我们正是集中关注了民调、模型预测这样的东西，主要信息源来自所谓的美国主流媒体、精英阶层，而多少忽略了对美国已经生成的“势”的认识，虽然了解这个“势”的存在，但没有想到它真的能改变美国的选择。而缺少普罗之心，忽略了“势”的存在，可能是世界各国精英阶层的通病。既然美国国内对精英政治、富人治国、社会不公的愤怒成了“势”，那么希拉里和她背后的人再怎么专业地“装”也只能服输。现在“势”明朗了，美国精英阶层将会开始反思，如何在他们的社会、政治主张当中更多地回应中下阶层的关切。
不过顺了势、得了势的一方，不要以为坐在势头之上有多么舒坦，一不小心就会被掀翻下来。特朗普首先得摆出谦卑的姿态，在感谢支持他的一半人的同时开始回应反对他的另一半人的诉求，就像他在胜选感言里开篇就说的，“会谦卑地对待选举结果”，“我将是全美国人的总统”—而2008年奥巴马当选时表现得比他还谦卑。特朗普更要面对一个最大的问题，怎么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兑现承诺。
国际关系当中也有“势”，“势”来了谁也挡不住，就像现在在东亚地区，“势”明显正从美国转向中国，地区国家已经开始思考重新做选择。过去一段时间，当美国仍虚有其表时，一些亚太国家对中国崛起后发挥什么作用的惧怕压倒了对美国在亚太发挥“领导”作用可持续性的怀疑，在军事安全上拥抱美国，现在这些国家当中已经出现了在中美之间重新做选择的迹象，至少他们意识到经济上需要更紧密地靠拢中国，安全上也不能排斥中国。
但中国千万不能洋洋自得，我们要明白，维势可比谋势难得多。一个世界大国真的崛起了，手中有“领导权”了，怎么运用、驾驭这个“领导权”，才是真正的大问题，是非常难的，美国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中美关系
由于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所展现的风格，以及他集中火力在贸易问题上攻击中国，有人把他上台后的中美关系前景看得比较黯淡，认为中国会在多方面承压，短线上危机重重，特别是在经贸领域。这个感觉有依据，说得通，但也要看到其中蕴涵的发展中美关系的长线机会。特朗普上台，意味着中美事实上协调出一个“两国集团”（G2）式的关系状态面临机遇。
这样讲的基本逻辑在此：特朗普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基本理念是“本土优先”（AMERICA FIRST），主张美国要进一步收缩，与亚洲保持距离，这意味着“亚太再平衡”或将在名义上失去势头。与此同时，中国仍在进行大国崛起的冲刺，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中的第一个近在眼前，第二个也不到30年了。而换个角度看，中国处在完成崛起最艰难的阶段，方方面面仍在学习、适应，还没有做好当一个地区领导的准备。这时美国就算真的“撤出亚洲”，中国也做不到“填补真空”，更何况美国不会完全“撤出亚洲”。但美国对中国的借重会加强，从此意义上讲双方协调的空间变大了，有可能在亚太地区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双核”结构。
“G2”实际上最早由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在2007、2008年提出的“中美国（CHIMERICA）”和“领导世界经济秩序的两国集团”概念，那时中美为应对国际金融风险和危机进行了较好的合作。后来奥巴马上台，对中国在经济问题上国际事务中配合美国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一度对华非常热络，就职第一年就访问了中国，“G2”之声起来了，连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也加入进来。
这两年，中国的实力有了新的明显跃升，对外更加主动，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的意识越来越明确，手中也有了一些资源和平台，比如更加国际化的人民币，“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金砖行等等，不能说没有与美国协调治理的需求与可能。美国是不能“一家独大”的，总是该让渡部分权力份额给中国等新兴国家的，这个进程已随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改革和人民币纳入IMF货币篮子（SDR）事实上开启了。
本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围绕全球治理问题进行了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球治理格局取决于国际力量对比”。中国的全球治理观正在形成，这对美国、对外界释放了重要的信号。
习近平主席在致特朗普当选总统的贺电里说，“我高度重视中美关系，期待着同你一道努力，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拓展两国在双边、地区、全球层面各领域合作，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在新的起点上取得更大进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这段话没有提“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但重申了它的精髓“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就又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
奥巴马八年，中美关系真正成长为一组全球性的双边关系，双方围绕气候变化、防扩散、全球防疫、减灾等领域的合作取得长足发展，网络、极地、深海、外空领域的协调也已起步。这同样是一个“势”，将会延续到特朗普时代，并且随着中美实力对比的接近、美国对外战略的再调整、全球治理框架的变动，有更加深刻的反映。
中美事实上正在相互接近，自然而然地发生某种权力让渡，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G2”有没有可能实践先于理论形成既成事实呢？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期待与怀疑
除了刚才大面上讲的特朗普主张不要在亚洲与中国顶针外，还有那么几个利好，如果不是“一厢情愿”，至少也算是有事实依据和话语线索的值得期待之处：
第一，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地产商总统”，特朗普不可避免要发自本能地为其外交政策注入“重商主义”的色彩，比以往任何一位美国领导人更喜欢利益置换这种手段，如果中美能合作解决问题，他或许可以从更加积极的视角看待两国关系。
第二，特朗普对南海问题不了解，也不感兴趣，他既可以放任美国军方在南海地区照例实施“航行自由宣示”（FONops）之类的捣乱、搅局、侵权行动，也可能给美国军方在南海的挑衅性巡游撤火。周边麻烦少了，中国心气顺了，与美国谈合作的氛围是不是能改善些？
第三，特朗普不恨俄罗斯，有可能主动与俄改善关系，表面上看这可能减弱中俄战略协作的动力，但实际上有助于扩大中美俄大三角恢复良性互动的运作空间，使三方从紧张的地缘战略竞争思维中超越出来，彼此开展更多的合作。
第四，他承诺在美国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但缺钱，以至于不得不说停掉向联合国缴纳气候变化经费转投国内基建。中国企业赴美开展基建设施建设合作会不会进入一个机会增多的时期？中国在亚非开展基础设施投资会不会政治阻力下降？当然机会成本可能上升，因为美国有可能对那些地区的安全减少承担责任。
讲完这些，回到大家普遍担忧的特朗普的“不靠谱”上，这里提出几个怀疑：
第一，特朗普执政后中美经贸大战真的不可避免？
特朗普的哪些执政要素将会对中美经济关系构成影响？看看他在葛底斯堡演讲中提出的“百日新政”，其中一条是“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还有就是公司减税、制造业回流、废除奥巴马医改，当然还有给中国输美产品加税45%，撤销TPP、重谈北美自贸区。
“列为货币操纵国”、“加税45%”是竞选语言，对于这样的事，美国行政系统有一套自下而上受法律约束的机制，财政部、商务部要事先作判断，不是总统一个人能说了算的。撤销TPP、重谈北美自贸区形式上真有可能，但内容上恐怕留多去少，对这两个协定做补充谈判只能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外部市场环境更加不利。真正有大影响是的公司减税、进一步减赤、制造业回流，特别后一个在奥巴马时代推动了八年，高端制造业回流成效显著，中低端制造业不回流美国，而是向印度、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转移、扩散，大的趋势将更加明显，对中国企业产生更大的竞争和转型压力。
美联储还是会按照它的规则运作，没有“华尔街革命”会发生，太阳照常升起。美国加息周期开启，美元回流、全球流动性减少是大势所趋，世界对中国资金的需求会上升，这或许有利于“一带一路”的实施，但中国没有那么大的供应能力，自身还有房地产泡沫等问题，全面深化改革在更深的外部逆境中前行。
中美经济关系本质性的东西已经不是克林顿时代、小布什时代和奥巴马初期那种相互眼睛紧盯着关税、国民待遇、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这样的东西了，而是真真正正转移到财政、货币政策协调上来了，贸易战打不打对美国没那么重要，更何况特朗普深谙商业之道，什么是商业之道，就是要谈判，谈判能解决的问题不会拔刀子。
第二，人权问题真的会从中美关系中淡出吗？
我们曾经预测，如果希拉里上台，中美人权摩擦会增多，特别是在女权、平权、网络自由等问题上。现在特朗普当选，我们似乎对他有那么一种期待，以为他对人权问题不关注，这可能是个错觉。要知道，特朗普的当选并非他绝对的个人努力，背后是美国保守主义思潮的回归，这种保守主义在维护白人价值、基督教教义方面比民主党的自由主义传统立场更顽固、色彩更单一。
特朗普执政后的社会、经济政策至少在姿态上将更多顾及蓝领阶层、中产阶级的利益，这在美国对外政策当中会有鲜明体现。在中美经贸摩擦增多的同时，与之相关的劳工权益、劳工标准问题可能突出起来，两国关系中的人权问题肯定还在，重心、形态将发生变化，甚至局部干扰更突出。还有，特朗普的权力得之于网络、新媒体、个人帐号的助推，本次美国大选史无前例地受到境外网络黑客的干扰，这事会到此为止？特朗普政府会对网络安全问题不在乎？
第三，美国真会把亚洲委托给中国吗？
我常说一句话：美国的军事战略是有跨选举的强大惯性的。“亚太再平衡”这个概念将会逐渐从我们的耳朵里消失，但2020年前将60%的海军舰艇和海外60%的空军力量都部署到亚太的目标还会在，那些先进武器装备比如F-35第五代战机、P-8型反潜侦察机、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升级版在中国周边的部署不会停，我们无法喜迎“战略断层”。
我想新政府上台后，在亚洲方向优先处理的安全问题将是朝核问题。朝鲜的核导快“合一”了，就要具备打到美国本土的能力了，美国已经开始重新评估，特朗普准备和朝鲜谈判做交易吗？他不会在华盛顿得到支持，压力还是会转到中国身上来。
第二个有一定不确定性的是美日关系。安倍明显在竞选期间为希拉里当选备书，他现在应该很不安，正在加紧活动，是第一个与特朗普当选总统通电话的外国政府首脑。如果特朗普首次亚洲之行的首站选择日本，我不会感到惊讶。
唯一直接当事各方都有淡下来的动力的是南海，那么从亚洲开始的中美战略协调是不是可以以南海为第一站呢？这要看中国想不想在南海干更多的事，美国军方是否在乎新总统，会不会在南海制造什么事情检测一下他。凡事都有过渡期，未来有风险。
第四，“逆全球化”会大行其道吗？
特朗普鼓吹贸易筑墙，反对应对气候变化合作，这些代表了在西方正大行其道的“逆全球化”思潮。但把他放到执政的位置上，不可能对美国已经做出的国际承诺“一风吹”。
“逆全球化”的确声音很大，但全球市场的发展、世界产业链、供应链的活跃调整和局部升级也是一个事实，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要。特朗普通过鼓吹“回流”、“筑墙”扬言把美国的经济增长率提高到4%，这是吹牛，他在利用一些人对全球化趋势的无知和愤怒谋求白宫入场券。没有中国的参与，没有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参与，没有印度的参与，他怎么实现这个4%？靠美国本土的生产和消费力？
中国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参与者和获益者，要对全球化有信心。美国如果主推“逆全球化”，从各项贸易承诺中退出，那么这刚好为中国立足已经建立起来的以中国、东亚为中心的区域贸易安排的网络引领全球化提供空间。中国可能要比预期的更提前一步做全球化的引领者。
总之，美国在特朗普治下一定会把更多注意力放到国内问题上，但也做不到从世界上抽身。对于普通美国选民来说，民主只有一天，就是投票日那天，其余364天还是属于精英政治的。特朗普不是“大帝”，那只不过是某些人的幻觉。中美“G2”式战略协调前景是有的，对特朗普主政白宫时期的中美关系还是可以有所期待，但“G2”的本质应是“共治”，不存在“你管一片、我管一片”的前景，而可能是重大问题两国商量着办。中美终归是要协调出一个新亚洲、新世界来的，然而到达战略协调的彼岸必须首先穿越眼前的丛林和沼泽。
至于具体怎么办，很多建议在学术界都已提出，比如尽快同特朗普团队建立联系、开展深入沟通，调整、延续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机制，等等。我想强调的是，中美关系近几年越来越展现出议题驱动的特征，哪个议题处理不好都可能葬送战略协调的前景，这是双方决策者、参与者都应谨记在心的。
(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美国大选与选后的中美关系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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