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片《永远在路上》第一集中的9名落马省部级官员。他们似乎是进了监狱之后，才年满40，才具备明辨是非的能力。
从弄权开始，他们是非界限恐怕就相当模糊
在我老家的小镇边上，有一幢外表黑黢黢，占地不算小的建筑，传说是某开发商（送给或打算送给）李春城的住宅。
每次在网上看到白发苍苍，佝偻着身体的李春城影像资料，我就会想起这幢建筑，他们有一些相似，黑黢黢的外衣，包裹着颓唐的躯壳。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在我眼里，这幢建筑似乎就是一个凝固的李春城，试图不事张扬，但排场与奢靡就摆在那里。
央视政论片《永远在路上》第一集中露面的贪官，无一例外，都是这种神情，与他们在台上时头发乌黑、红光满面、口若悬河、动作敏捷相比，真是判若两人，他们几乎都已经彻底变为另外一个人，前后相比较，相同的不过是名字而已。
中共党史上，从上世纪20年代一直到文革结束，一代又一代的各级干部和普通党员坐过牢的，不在少数。但是牢门内外，人的精神状态发生如此巨变的，根据各种典籍记载，恐怕就是这一批人了。与早期的李大钊、瞿秋白，甚至被开除出党的陈独秀，一直到文革期间那么多进牢房的诸如彭德怀等等高级干部相比，如今在牢里的这些前高级干部，哪一个有一点点先辈进入监狱、走上刑场的一丝丝气概？
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因为他们从弄权开始，内心深处，是非界限恐怕就相当模糊，他们一直是心虚的，老是在等着生大病、坐大牢等大限到来，帮他们最终明辨是非。而不像李大钊瞿秋白等人，自始至终，牢里牢外，从来就认为自己在做正确的事情，所以，他们能够慷慨赴死。
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也就是说，你到了四十岁，就不该再为基本价值立场感到困惑，应该怎么立身行事，已经了然于胸。但这些所谓高级干部，却似乎永远没有到成熟的心理年龄，比如白恩培自称快60岁退休了，才意识到自己需要很多金钱；李春城进了监狱，才发现自己的价值观可能带坏成都的部下们。他们似乎是进了监狱之后，才年满40，才具备明辨是非的能力。
或有人说，“一把手”的权力过大且缺乏监督，才是根本问题。的确，过大的、不受约束的权力，很容易引诱人犯错误。但须知人之为人，首先应当具有自主意识，在此之下建立一些做人的底线，他不因制度而使自己的欲望轻易失控，否则与猪狗何异?
贪官的复合人格，外化为三重矛盾
这些贪官一方面没有成熟的价值观，一遇到重大变故就悔恨不已，完全可以想见，如果他们侥幸没有被查处，有生之年，是否还有能力反省出自己的龌龊不堪？另一方面，他们普遍过了知命之年之后，仍然完全缺乏掌控自己欲望的能力，这种幼稚，所从何来？须知，不管是白恩培还是周本顺，都声称自己出生穷苦，驾驭意志与欲望的能力理当比别人更强才是。
这是一种什么复合人格？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不过这种复合人格，事实上外化为三重矛盾。
第一是台上与台下的矛盾。近些年来，中国社会腐败高发，这些贪官身居高位时，在台上讲起腐败，无不痛心疾首，厉言呵斥，擂桌发誓，让人油然而生信任。但一转身进入帷幄，则与形形色色的狐朋狗友朋比为奸，出卖公众利益，收取不法好处，过着奢靡生活。
第二是精神与肉体的矛盾。如果他们是稍有精神追求的人，那么他们的精神追求在哪里？挣钱是普通人的精神追求，没什么问题。但身居高位的人把挣更多的钱作为一种精神追求，如果不与某种高尚的事业相联系，因为本身占有和支配更多社会资源，那反而不是什么精神追求，只是一种很初级的、感官的满足；而如果没有精神追求，与一具行尸走肉有何区别？
但事实证明，他们的确没有什么精神生活。但他们为了表现出精神生活的某种丰富性，除了频繁发表重要讲话，就是在自己的肉体上下工夫，不仅把本已斑白的头发染得乌黑铮亮，显得年轻而精神抖擞，而且通常衣饰考究，符合潮流，给人以具备某种与时俱进精神的态度。但如果要问什么样的肉体姿势才最能看出他们的精神状态，不得不说，只能是在牢房里，彻底放弃一切伪装之时。
第三是信仰与实践的矛盾。直到他们在囚室里坦白犯罪事实，他们也没有声称放弃共产主义信仰，但他们所干的事情，与共产主义的信仰要求岂止相去十万八千里。他们不仅靡费公帑，贪污受贿，侵夺公共利益，而且纵容家人奴仆为非作歹，俨然土皇帝做派，丝毫看不出为建立自由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做出一丁点贡献的努力何在。
这三重矛盾加在一个人身上，组合成一种复杂人格，人前是人，人后是鬼；公开场合是贤者，私下场合是小人；开口讲出仁义道德，闭口思考男盗女娼。你很难区分清楚，他们到底是谁。
自主意识的薄弱，使这些人内心的自我期许仅仅服从于欲望和流俗，无力抵御任何外在的诱惑，如果是个普通人，并没有多大问题。但身居高位的人，最终被揭露出来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在过去，它对社会基本价值的冲击是致命的；而在今天，随着全民教育水准的提高，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自我意识的觉醒，由官员彻底主导社会价值评判的时代正在过去，这种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人物对社会价值观的危害，已经大为降低，因为社会价值观已经具备自我养成和维护的功能。
与此同时，公众若从经济理性角度考虑，对他们的容忍度反而会降低，因为随着现代化的到来，过去模糊的利益链条，现在显得无比清晰——你的贪腐行为，逐渐可以清晰计算给我造成多大损失。而道德价值和人格判断，则完全操之于我，与你无关。
在这层意义上，贪官所做的内心表白，毋宁说是一种可以轻易被对象化、客体化的戏剧演出。至于戏里戏外，其冲突之跌宕起伏，则远胜于古往今来的一切剧作了。
而如果某一天，人们不仅从政治伦理，而且从经济理性和法治的角度来思考贪腐问题，则中国的现代化就接近尾声了。
（来源：冰川思想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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