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07年，契丹人耶律阿保机称可汗，国号“契丹”。在辽王朝200余年的历史进程中，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有机地融合，形成了多元一体、独具特色的辽文化，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如今，在巴林左旗，契丹辽文化遗存有700多处，其中辽代上京城和祖陵遗址于2012年11月17日列入《中国申请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辽上京遗址于2013年12月17日进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精细发掘，弄清辽上京布局及历史沿革
1961年，国务院公布辽上京遗址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辽上京遗址平面略呈“日”字形，总面积约5平方千米，由北部的皇城和南部的汉城两部分组成，其中皇城保存较好。鉴于辽上京的重要性，为了更好地促进对辽上京遗址的有效保护，同时为辽上京遗址申遗工作提供学术支撑，2011年，在国家文物局有关领导和专家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二队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成立了辽上京联合考古队。同年，辽上京考古队对辽上京皇城西门——乾德门遗址进行了发掘；2012年，对辽上京皇城西山坡遗址进行了发掘，确认了其佛教寺院的建筑性质，更正了“日月宫”一说；2013年，对辽上京皇城南部居中的一条南北向道路和临街建筑进行发掘；2014年，对辽上京宫城城墙及宫城西门遗址进行了发掘；2015年，对辽上京皇城东门、宫城东门以及宫城内的大型院落等一系列遗址进行了发掘，首次发现并确认辽上京城东向轴线；今年，正在对辽上京宫城正南门进行发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董新林教授指着一幅测绘图对记者介绍到：这些磉墩排列整齐，3行8列共计22个，可以推测地面建筑应为面阔5间、进深2间的平面布局，也就是说，宫城东门应是一座殿堂式的城门，可能是一门三道，比较特殊，这些不到20厘米的遗迹现象很容易被挖掉破坏，但辽上京遗址是幸运的，经过考古队的精耕细作的一系列考古发掘中，很好的保护了辽上京遗址、推进了辽上京国家遗址公园的建设，也为辽上京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重要基础材料和更加丰富的展示内涵。
大胆推测，确定太祖陵玄宫准确位置
辽祖陵遗址是辽代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陵寝之地，位于巴林左旗林东镇西南约20公里的“祖山”，即查干哈达苏木石房子嘎查西北的一个口袋形的山谷中。
2003年董新林只身来到了巴林左旗，开始了迄今对辽祖陵进行的最为全面系统的踏查。
“当时看到祖陵山上的树半荣半枯，我就想这会不会是凿山建陵后又填土修成的假山。”董新林带着这一假设踏查。他发现从现地表看，太祖陵前半部为土石分层混筑的人工堆积，土山两侧均有石块垒砌的护墙。而后半部则为自然的山体。与《辽史地理志》所载的“太祖陵凿山为殿，曰明殿”大体相符。他大胆推测太祖陵玄宫主体应在山体内。“在第二道岭东段，我们发现了三处建筑基址，地表均有大量砖瓦构件，还采集到多块汉文楷书经幢残片，以及经幢构件等。当时我就想，这里应是文献所载的‘南岭’。如果这里真的是南岭，用来祭祀，那应该有一条较好的登山路，以方便皇亲显贵等前来祭祀太祖陵时行走。根据这个思路，我们确实在南岭阳坡上找到一条折线的登山路。”
2007年至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二队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辽祖陵考古队，对辽代祖陵遗址进行抢救保护性的考古发掘。考古队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成果，一方面可以为大遗址保护规划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另一方面也为辽祖陵有可能成为国家遗址公园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系统申遗，关联地方经济发展和民生事业
自2012年11月起，辽上京和辽祖陵遗址进入了《中国申请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申遗工作便在巴林左旗拉开了序幕。申遗是个漫长的过程，据了解，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成立了辽上京和辽祖陵遗址申遗工作领导小组，已拨付申遗启动经费50万元。
巴林左旗文物局局长张杰华向记者简单描述了申遗工作所涉及的民生项目。建设辽上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需要进行综合环境整治，这就涉及古城边的棚户区拆迁，拆迁可改善民居。另外，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成，也会吸纳当地一部分人就业，实现文化扶贫。同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成，可以促进巴林左旗向发展文化旅游产业转型，获得经济和文化双重效益。
“遗址发掘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保护的同时也要展示和利用。”张杰华说:“巴林左旗的辽文化资源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具有垄断优势，我们当地百姓也很珍爱这份遗产，我们应该从文化强旗的角度有所作为，打响辽文化品牌，促进巴林左旗经济社会发展，把经济文化效益回馈给老百姓。”
(本文图片均由巴林左旗文物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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