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又一次公开亮相。12月5日至6日，他在江苏镇江调研，并主持召开部分省（区）纪委书记座谈会。
“信任不能代替监督。”换言之，纪委权力来自于全党和中央的信任，但也是需要监督的。那么，纪委权力谁监督？咋监督？
王岐山给出了答案。
规则
此次座谈会，就贯彻落实六中全会精神，谋划好明年工作和制定《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征求意见——这是一次依规制定规则、以规范纪检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行为的环节。
国有国法，党有党规。制定规则，并不是某个领导拍脑袋就可以干的，它本身就是制度的产物，要“依规”进行。
依什么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这个条例可能大家不熟悉，其实2013年5月就已经公布了，是一部中共党内的“立法法”。人们经常讲，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这个条例就是为党内“笼子”怎么编制立规矩的。
读了这个条例，我们就知道，编成“笼子”的材料，也就是党内法规，有7种。最根本、位阶最高的是党章，接下来是准则、条例，然后是规则、规定、办法、细则。
简言之，这次征求意见的《规则（试行）》，就是中央纪委针对职权范围内的监督执纪工作，所作出的具体规定。
征求意见，也是制度所要求的：“党内法规草案形成后，应当广泛征求意见……征求意见可以采取书面形式，也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网上征询等形式。”注意，“应当”是个强制性规范，“可以”则是个授权性规范。因此，王书记在此选择了以座谈会的形式来征求意见。
迫切
还有一个蕴含着信息量的词语，其实就是括号里的俩字：试行。
俩字也有学问。党内“立法法”有非常明确的表述：“实际工作迫切需要但还不够成熟的党内法规，可先试行，在实践中完善后重新发布。”
王岐山征求意见的这份规则，标明“试行”，足见其为实际工作所“迫切需要”。
为什么？因为存在“灯下黑”。
十八大以来，纪检系统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阵脚擂鼙鼓、马上抖银枪，挑落“老虎”若干，拍瘪“苍蝇”无数。数据为证——
“截至2016年8月底，全国共查处‘四风’违纪问题近14万起，处理党员干部18余万人”；仅中管干部这样的高级别，“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立案审查中管干部222人，给予纪律处分的中管干部212人；谈话896人次，函询1863人次，了结2753人次。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00余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00余万人。”
这是此前透露的数据。如此战绩，为中国政治营造风清气正环境，实谓立下汗马功劳。
可是，此次调研中老王透露的一组数据，同样令他痛心疾首：“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机关共处理38人，其中立案查处17人、组织调整21人，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共处分7200余人、谈话函询4500余人次、组织处理2100余人。”
这组数据，一方面说明纪委系统的“自我监督”在动真格、起作用（包括各级纪委在机构设置上就成立了“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另一方面也说明，完全自我监督，容易出现“灯下黑”的现象。
这也就是王岐山放出“以坚决的态度清理门户”这种狠话的由来。
六中全会之后，全面从严治党踏上新的征程。国家监察委员会开始试点，而且这个机构将与纪委合署办公，这也意味着纪委权力或将得到进一步加强。因此，在镇江，王岐山就对纪检系统发出了明确地警示信号：“没有制约的权力是危险的，制度应起到制衡的作用。”
同时，对纪委权力的监督，也以这次“党内立法”作为信号，走入制度化轨道。为什么要制定规则？就是要把纪检系统监督执纪的权力，也关进制度笼子。
公开
对纪委权力的监督，一直以来是道难题。所谓“再锋利的刀，也砍不了自己的刀把子”，监督纪委的难题被许多专家概括为“同体监督”的制度性缺陷。纪委系统自我约束当然必不可少，但全靠自我约束也是必然要出问题的。
十八大后落马的“老虎”中，四川李崇禧、山西金道铭，都是长期在纪检系统任职，最后身居省委常委、纪委书记高位。这些人，“上级很难管、同级不好管、下级不敢管”。你要是指望这些人靠自我约束，那就叫做“与虎谋皮”。
所以，王岐山说，对纪委的监督，首先在于各级党委。纪委要把自我约束同接受党内监督、民主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结合起来，把制度的篱笆扎紧，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队伍，回答好“谁来监督纪委”的问题。
既然要监督，就要有所本。我想监督你，总得知道你哪些事儿可以干哪些事儿不可以干吧？总得知道你做一个事儿在程序上的依据吧？监督本身也是制度的产物，这个本，从全党而言，就是《党章》领衔的党内法规体系；就纪委而言，尤为有针对性的，就是即将出台的《规则（试行）》。
必然 怎么公开？
比如，“查找各环节的风险点，明确请示报告、线索处置、审查审理、涉案款物管理工作规程，建立审查过程全程录音录像、打听案情和说情干预登记备案等制度”。
前阵子很火的中纪委大片《永远在路上》，里面周本顺就曾有这样一段独白：“哪个领导干部有问题，数额不大的话是不是就稍微放一放，这些都是我跟省纪委做的一些指示，一个市委书记本来应该早抓的，但是一直拖着不抓，中纪委催问了才抓，还有几个市级领导、厅级领导本来都应该抓的，最后都在我所谓的把握之下没有抓，没有贯彻中央‘有腐必反’的决策。”
像周本顺这样，直接给省纪委打招呼、做指示的，以后都要登记备查。纪委审查的全过程，也都要录音录像，没什么可以藏有猫腻的地方。环节清晰，责任才可能到位；责任到位，才可能杜绝监督执纪问责过程中发生糊涂账。
通稿里的话亮明了，这套规则的要义，就是要把必要的工作程序，以及可能发生执纪违纪风险的关节点，向党内同志乃至社会公众交代清楚。如此，才能“把制度蕴含的力量充分释放出来”。
而一旦在具体操作中违反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王岐山则点明：“对执纪违纪、失职失责的严肃查处，对不愿为、不敢为、不会为的要调整岗位，严重的就要问责。”
《党内法规制定条例》明文规定：“党内法规经批准后一般应当公开发布。”“一般应当”，这是个介乎“应当”和“可以”之间的措辞，意思是，存在例外；确有特殊性的党内法规，不公开发布亦可。但王岐山怎么说？“规则要向全社会公布，昭示执纪者有更为严格的纪律要求，表明监督者必须接受监督。”
所以，约束纪检系统权力，也要动真格的。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例外，而是必然。
(来源：“侠客岛”微信公众号)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