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斌/ 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7年的经济工作与宏观政策作出了具体部署。与2016年相比，2017年的经济工作重点与宏观政策取向保持了一定的连贯性，比如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延续了“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区间管理思路、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等。与此同时，本次会议在治国理政思路与宏观政策目标、方式、手段等方面的表述也呈现出一些新变化与新思路，总体而言有以下五大亮点。
“稳增长”作为首要目标同时更加突出“促改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2017年宏观政策的目标定位于“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与2016年的“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目标定位相比可以发现，2017年宏观政策一方面继续将“稳增长”作为首要目标，另一方面补充了“促改革”目标，并将其列在仅次于“稳增长”的位置上。
高度重视“稳增长”是因为要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并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仍然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尤其是，要想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需要2016—2020年平均经济增速至少达到6.5%，然而，新常态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2016年已经降至6.7%左右，这也是近20多年来的新低。因此，2017年宏观政策需要继续重视“稳增长”。
将“促改革”列为第二目标突显出2017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当前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的影响，“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助于帮助经济更加平稳地运行。一是，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而有效治理产能过剩难题。二是，消除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市场进入壁垒，让市场优胜劣汰机制发挥作用，增加高品质的民生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三是，健全要素市场，使信贷资金等宝贵资源更有效地配置给高生产率的企业，激发微观主体的内在活力，提高潜在增速。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初步成效，部分行业供求关系、政府和企业理念行为发生积极变化”，2017年更应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力争取得实质性进展。
推动经济工作同时更加重视社会稳定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虽然继续沿用“稳中求进”的经济工作总基调，但与以往不同，会议对“稳中求进”进行了更加详细与明确的表述，“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在稳的前提下要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这一表述是自2011年提出“稳中求进”总基调以来首次出现，由此表明2017年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将显著上升。
在经济工作中更加强调社会稳定，主要是考虑到当前较大的贫富差距与就业压力。贫富差距方面，虽然2008年以来中国的收入基尼系数成功实现了“七连降”，但是更能反映贫富差距实际情况的居民财产差距却在不断拉大。《全球财富报告》显示，2008—2015年中国居民财富（中位数）增长率为64%，而前10%和前1%富裕人群的财富增长率分别高达96%和131%，可见贫富差距问题仍然较为严重。就业压力方面，2017年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将进一步加剧。一是高校毕业生数量预计将比2016年增加30万人，达到795万人的历史最高点。二是“去产能”进程的深入推进或将带来局部地区的失业潮。三是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将使部分企业的生产意愿下降，从而减少用工需求。有鉴于此，2017年经济工作的推进必须要以社会稳定为前提，深入细致地做好社会托底工作，保证社会和谐稳定。
宏观政策更加重视预期管理
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关预期管理的表述较少，仅提及要“更加注重引导市场行为和社会心理预期”。201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仅多次提及要引导预期，而且强调要“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加强预期引导，深化创新驱动”。可见，预期管理已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总需求管理这两大核心调控手段相并列，成为宏观政策的重要工具。而且，预期管理又列在意义同样十分重大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之前，这更充分表明2017年中国对预期管理的重视程度将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预期管理的核心机制在于，通过信息沟通引导公众预期向政策目标靠拢，以有效地提高宏观政策效率。从发达国家的政策实践来看，预期管理在稳定经济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西兰、瑞典等国家通过采用通胀目标制为公众提供清晰和准确的长期通胀目标，有效锚定了公众的通胀预期，保证了经济的平稳运行。再比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通过前瞻性指引政策既引导了预期利率下行，又提振了市场信心，更好地帮助货币政策实现稳定经济的目的。
中国也十分有必要加强预期管理。其一，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存在，企业信心不断下降，央行的调查结果显示企业家信心指数在2016年已降至新常态以来的最低点，由此亟需宏观政策加强前瞻性指引，稳定公众预期。其二，中国的货币政策正处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的关键时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显著下降，因此迫切需要通过提高政策透明度等预期管理方式提高政策效率。然而，目前中国预期管理做得并不到位，货币政策的透明度还不高，也没有采用前瞻性指引等手段。有鉴于此，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预期管理的着重强调十分及时，具有重要意义。
提出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针对房地产市场的核心调控思路是“化解房地产库存”，2016年发生了明显变化，提出要“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
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思路之所以发生变化，主要是因为2016年在去库存过程中部分城市出现了房价上涨过快的现象。表面上看，房价快速上涨可以推动房地产行业以及上下游关联行业的繁荣发展，从而有助于“稳增长”。但是从历史经验来看，房价过快上涨所形成的房价泡沫很可能给经济带来沉重打击甚至引发危机。美国1929—1933年的“大萧条”、日本上世纪90年代的大衰退和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等重大危机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房价泡沫的形成和破灭所导致的。不仅如此，房价快速上涨还会进一步加剧贫富差距，影响社会稳定。
构建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有助于推动房地产回归“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从而“抑制房地产泡沫”。一方面，过去常用的限贷、限购等房地产调控政策主要是从需求端入手，而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主要从供给端着手解决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土地供求失衡等关键问题，可以更好地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可以有效避免以往调控政策较为短期且随意性较强等问题，从而更有效地稳定市场预期，防止房价的大起大落。
提出着力振兴实体经济的要求
相比于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等表述，2016年会议明确提出要“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并将其作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对实体经济的重视程度大幅提升。
着力振兴实体经济主要是为了应对近两年资金“脱实向虚”现象较为严重等问题。一方面，企业对实体经济的投资意愿十分低迷，突出表现为民间投资增速的断崖式下滑。另一方面，大量资金“脱实向虚”导致“衰退式泡沫”不断产生，加大了经济运行的风险。2015年的股市泡沫和2016年的房价泡沫都是典型的“衰退式泡沫”案例。资金“脱实向虚”的根源在于，以往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传统产业大多陷入产能过剩困境而新增长点又尚未成型，由此导致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不断下滑，缺乏对资金的吸引力。因此，本次会议强调着力振兴实体经济恰是对症下药。
振兴实体经济需要着重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一是，通过市场化改革激发实体经济的创新活力，催生新的增长点。市场化改革可以营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消除行政垄断与寻租空间，使创新成为企业利润的主要源泉。二是，实施以放松管制、增强竞争为核心定位的产业政策，特别是要放松产业政策在第三产业对民间投资的管制，为民间投资提供更宽裕的发展空间。只有这样才能提升民间投资的积极性，货币政策释放的流动性与财政政策的减税等举措才能真正惠及实体经济，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2016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中国经济稳中有进，实现了“十三五”的良好开局。展望2017年，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将进一步上升，中国经济仍将面临产能过剩、增长内生动力不足等突出问题。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7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已有清晰的判断与认识，对2017年经济工作与宏观政策的部署已进行了针对性的调整，相信2017年中国经济仍然能够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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