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福耀玻璃公司董事长曹德旺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自己在美国投资10亿美元建厂的经历，通过对中美两国企业税负和其他成本的比较，他得出了中国制造业税负比美国高35%的结论，并坦言自己之所以在美国建厂，就是为了减轻企业的负担，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利润。这个谈话发表以后，网上出现了一波对曹德旺的批评，“曹德旺跑了”的说法不胫而走。曹德旺很快出来澄清，表示自己事业的重心仍在国内，并没有“逃跑”的打算。
其实，作为一家在中国国内汽车玻璃市场上占有40%份额的大型企业，即使仅以经济利益考虑，福耀玻璃也不可能离开中国。对美国的10亿美元投资，只是曹德旺海外投资的一个部分。福耀玻璃早就在海外投资建厂。在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打开以后，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已经不是新鲜事，并不能表明这些企业从中国“逃跑”。舆论将福耀玻璃的海外投资视为逃跑，用以指责企业家对国家没有感情，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但是，由曹德旺所引起中美两国企业营商环境的差异比较，却不应该随着这场“茶杯里的风波”的平息而轻易略过。曹德旺在市场上拼搏多年，对中美两国企业不同的营商环境有深切的感受，因此他作出的比较很有说服力。通过这种比较，清楚地显示了中国企业承担的高成本，由此更可观照出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的痛点所在。
民营企业家提出税收过重
最近几年，中国政府大力推进经济转型，然而经济增速下降给转型增加了不少难度。其实，不管经济怎样转型，对企业来说将利润做到最大化才是硬道理。但是，中国企业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运营成本太高，很难赚钱。以曹德旺此次准备在美国建厂的经历来说，他在美国买的厂房，占地面积有14.83万平方米，花了1500万美元，而美国政府给了福耀1600万美元补贴，相当于没有花钱。福耀在美国建厂的土地是永久性产权，而在中国，企业花费巨资后得到的只是50年的使用权。仅此一项比较就可看出，中国企业所承受的高成本，不仅仅表现在税收上，而涉及企业运营的各个层面。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都已意识到发展制造业的重要。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以大幅度为企业减税为竞选主张获得成功。预计在他上台后美国将推出更优惠的减税措施，这将对全球的制造企业产生很大的吸引力，这也决定了未来的国际市场竞争将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争夺制造业制高点之争。
最近两年，中国提出了振兴实体经济的口号，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一个重要板块，被提到了新高度。但是，由于对企业征收的税费远高于美国，中国很难在这场新的国际市场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中国要振兴实体经济，必须下大力气为企业减轻负担。最近几年，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之下，中国政府已经看到了企业负担过重的现实问题，并推出了一些减负举措，但并未收到切实的效果。围绕税费征收，一些部门维护既得利益的心态使改革举步维艰。改革经常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比如曹德旺说到的公路收费问题，它使企业承受了高昂的物流成本，但舆论多年呼吁却毫无效果，交通部门反而允许未还清贷款的高速公路延长收费期。
曹德旺以一个优秀企业家的切身感受，戳中了中国经济的痛点。如果为企业减税、减负只是“小打小闹”，没有大手笔的实质性动作，那么即使曹德旺不跑，也会有其他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寻求更合适企业发展的营商环境。
财税专家枪挑“死亡税率”
就在曹德旺感叹中国民营企业负担太重的几乎同时，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著名财税专家李炜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提出了中国民营企业税负过重的问题，并且认为中国向民营企业收取的税收是一种“死亡税率”，在这种高税收之下，中国民营企业失去了生存发展的可能性。他认为，从最近一二十年的情况来看，民营企业的税负在其总成本中的成本一直在上升，2015年已经达到51.43%，而国有企业的税负占比则是往下降的，外贸企业则稍微有一点下降。
去年，为了得出民营企业税负的真实情况，李炜光组成团队深入到四个城市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调研，采集了100多个样本。这个团队得出的结论是，企业负担的税费确实太高，而且四个地区的调研结果是一样的。从2013—2016年，中国企业总税率分别达到68.7%、68.5%、67.8%和68.0%。李炜光认为，这种“死亡税率”是中国经济持续低迷的一个真实原因。他并且引用国家统计局新近公布的有关统计数据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1—10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8.3%，这是200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其中民间投资增速仅为2.9%，比较5年前同期的25.2%，这堪称“断崖式下跌”。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就在于民营企业承受了过高税费负担后，已经失去了造血功能。
但是，李炜光关于“死亡税率”的观点却引起了舆论的争执。国家税务总局的一位官员发表谈话认为这一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说中国民营企业税收是“死亡税率”是以偏概全，误导公众，一些主流媒体也发表文章认为最近几年民营企业的税收在下降。对此，李炜光作出了澄清，表示他们主要是靠调研，官方数据只作为辅助分析。他并且表示，从宏观数据分析，中国宏观税负约37%，政府税收90%由企业承担，微观企业税负率很接近这个数据，因此他表示认为中国民营企业税负太高，这个说法是有事实依据的。
随之，李炜光和他的团队所制作的调研报告在冰川思想库正式发表。这个报告从多个角度论证了中国民营企业税费过重的现实问题，发出了改革现行税费征收体系、减轻民营企业税负的呼吁。学者的科学分析和以曹德旺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家就民营企业税收发表的观点，分别从学理和实践的角度提出了有说服力的见解，虽然“死亡税率”这一概念不易被官方接受，但过重的税负导致民营企业发展空间被窒息，已经引起全社会重视。
减负收益更多流向国有企业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部门就是民营经济部门。民营企业立足于私人产权，依托开放市场，践行契约自由理念，奉行责任原则。它们是产权主体、市场主体、契约主体及责任主体。能否保持民营企业的活力，决定了中国经济是否能够长远稳定发展。民间投资是稳增长、调结构、促就业的最重要支撑力量。无论从净资产数据，还是从GDP、纳税额、就业人数的贡献方面而言，民营企业几乎都超越了国有企业，这充分显示了民营经济在市场经济体系中所具备的优越性。根据政府公布的最新数据，民营企业创造了60%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80%左右的社会就业，民间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0%以上。2014年每亿元总资产吸纳就业人数方面，民营企业为238人，国有企业为14人，民营企业为国有企业的近16倍。民营企业的纳税贡献高于国有企业。
近年来，中国社会转型加快，国进民退问题严重，内部矛盾激化，经济增长趋缓。政府将这种增长趋缓视为一种“新常态”。随着经济增长下行，财政保收增收压力加大，一些地方政府征收“过头税”问题和“乱集资、乱收费、乱摊派”问题趋于严重，而且中央力推的“营改增”也导致部分行业的企业实际税负增加，有悖于这项改革的初衷。
自中共十八大以后的几年里，中国政府一直在积极推进经济转型，希望为经济增长建立起新的引擎，但几年来却收效甚微。究其原因，就是在于民营企业的税费负担越来越重，已经对其可持续发展和壮大形成了遏制作用。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速的下降迟迟难以改变，政府也意识到了减轻企业成本的重要性，但由于危机之下政府的财税收入也出现了下降，因此这种减成本的效果最终更多地是由国有企业收获，而民营企业得到的收益却很微薄。当前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之所以仍然维持在一定的高位，其主要贡献来自政府项目与国企，尤其是行政垄断企业。这种经济结构的存在，使中国整个经济的总体活力实际上在恶化，并且长远影响到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竞争力，在新一轮国际市场竞争中，中国经济难有制胜把握。
民营企业生存环境的恶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税费负担高是导致部分民营企业生存环境差的重要因素。如果这个问题迟迟不能解决，那么，类似福耀玻璃这样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还有能力到国外投资建厂，大量规模较小、竞争力差的中小微民营企业就只能在这种“死亡税率”的环境中慢慢萎缩、死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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