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家，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宣称计划在美国投资10亿美元建厂，同时表示自己“出走”美国的原因是地价、能源、劳动力等实体经济的成本差异，“中国制造业的税负比美国高35%”。这一言论随即引发了外界对国内企业税负的热议。
长期以来，围绕企业税负的争论一直不绝，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2016年3月份撰文称，中国企业税负在国际上处于较高水平。
分析人士认为，由于税收分布不均衡，加之产能、资源、土地等价格对企业成本的影响，使得企业“痛感”较为明显。如何科学设计、有效简化增值税分档及税率，是企业税负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企业要交多少种税？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春瑜对记者称，据不完全统计，涉及企业税费的超过10种。
多位专家表示，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是公司缴纳的“大头”。根据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得税法》，一般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应纳税所得额的25%，但《所得税法》也规定了各项税收优惠：比如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0%的税率征收；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
根据财政部规定，中国目前增值税最高税率为产品增值额（小规模纳税人除外）的17%，最低为3%。相比之下，日本的增值税率为5%、韩国与越南均为10%、新加坡为7%。
一位不愿具名的税收专家表示，与美国相比，中国很多税种不一样。中国对企业征收增值税，是使得企业在生产环节增加了税收，美国收销售税，是在最终销售环节交税，但是销售税由各州来收，所以存在很大差异。也就是说，在中国，企业是否盈利都需按照生产缴纳增值税，而在美国，企业不盈利基本就不用缴税。
除了缴纳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等税收之外，中国部分企业还要在此基础上缴纳约13%的附加税费，包括7%的城市维护建设费、5%的教育附加费和1%的防洪费。
中国制造企业税负有多重？
到底一家企业的税负有多重？记者选择了格力电器和另一家制造企业康力电梯作为样本。
格力电器公布的2015年社会责任报告显示，2015年公司共缴纳各种税金148.16亿元，当年的营收总额为1005.64亿元，净利润为125.32亿元，税金占到了格力营业收入的14.7%，相当于净利润的1.18倍。
康力电梯年报显示，2015年公司上缴国家的各项税费为3.36亿元，这一数字相当于该公司当年营收总额32.7亿元的10.27%，4.88亿元净利润总额的68.8%。
TCL董事长李东生在2016年全国两会上称，在全球经济放缓、市场增长不足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利润率已经不足2%。城建、教育附加费等制造业附加税占销售收入的比例接近0.5%，约占到平均利润的1/4。这让本来利润较低的制造业企业压力更大。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在两会期间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认为，企业“税感”重，主要在于税收分布不均衡，有轻有重，造成有的企业痛感较明显。此外，中国税制不完善，税基窄，传导到企业身上，就可能感觉税负重。
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2016年3月份撰文称，中国企业税负在国际上处于较高水平。盛松成采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中的总税率来衡量企业所承担的税负。总税率是指企业的税费和强制缴费占商业利润的比例。2013年，中国企业的总税率为67.8%，不仅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也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泰国和南非，仅略低于巴西。
根据世行与普华永道发布的最新报告，2016年，中国企业的总税率达到了68%，位列世界第12位。
从宏观税负维度看，中国宏观税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大致处于中等水平。宏观税负问题是老生常谈。各类研究机构对中外税负做过较为全面的比较。从大中小口径比较，中国的税负水平都不属于高税率国家。根据公开数据计算可得，从小口径税负来看，2010—2015年税收收入与GDP的平均占比是18.33%；这期间中口径的财政收入(税收收入加非税收入)占GDP的比重是21.46%。根据新预算法，政府预算包括4本预算，除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之外，还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地方政府基金预算。四类预算收入构成政府收入的大账本，2012—2015年的四类预算收入简单相加平均占到GDP的35.13%，但是其中又有交叉重叠，去除重叠部分有机构计算得到的这一比重为30%左右。
一段时间以来，国家税收收入稳定增长，政府收入规模攀升。这与房地产行业的持续兴旺带动的相关税收增加有直接关系，更与土地增值给地方政府带来的土地转让金收入增收有关。土地财政收入已经占据地方政府收入来源的半壁江山。当前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加大，地方政府收支矛盾逐渐凸显。
宏观税负不是越低越好。财政能力是国家能力的重要支柱，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失败国家的税负往往较低，而税负较高的国家大多为发达的富裕经济体。当然，宏观税负应该与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尤其在支出效率不高、资金管理成本高企的条件下，更不能过度追求高税负、高福利的财政模式。另外，宏观税负水平投射到企业税负上并不均匀，因为企业税负还与税制结构(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重)、行业税负分布以及企业的类型相关。
如何“留住”制造企业？
2016年，民间投资出现断崖式下滑。根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12月公布的数据，2016年1月至11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3.1%，而2015年同期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10.2%。也就是说，截至2016年11月份，中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比2015年全年下降了7.1个百分点。
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在近期的一份研报中表示，民间投资主要是私营、个体和集体企业投资，分布在制造业、房地产业和劳动密集型的低端服务业等三大领域。
随着部门民营企业不断加大海外投资，特别是如何将制造业企业留在中国成为业内热议的话题。
“国内制造业遇到了一些瓶颈，比如产能瓶颈、资源瓶颈，其中包括劳动力、原材料、基础设施等资源，还有土地价格上涨对企业成本的影响”。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说。
“要帮助企业降税、降负。”董登新表示，中国目前税收最大的来源是企业，将来要从税制结构改革动手，减少企业的税收负担。同时，针对煤电、原油等价格较高的企业，政府可以运用财政手段，增加财政补贴，以降低企业的成本。而目前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延迟退休的政策2017年如果实施，有利于提供更多有效的劳动力供给，减少劳动力成本。
董登新认为，可以鼓励民营企业在国外办分厂，通过国外分厂规避贸易管制，以扩大市场份额，但如果企业为了“逃避”国内的状况而搬迁到国外，就需要引起各方反思。
从行业税负维度看，行业间税负分布并不均衡，制造业企业税负较高。从三次产业产生的税收收入来看，2010—2014年，第二产业税收平均占比为49.52%，第三产业税收平均占比为50.36%，第一产业税收平均占比为0.12%。其中，采矿业税收占比达5.79%，制造业的税收占比达35.23%，建筑业税收占比达5.45%，批发零售业的税收占比达12.69%，金融业税收占比达9.3%，房地产业税收占比达10.69%。采矿业和制造业税收呈下降趋势，金融和房地产业税收呈快速增长态势。这也部分反映了中国经济“脱实向虚”的趋势。
从企业税负率来看，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分行业数据，2015年平均的企业销售收入税负率为4.7%，工业企业税负率最高达到6.2%，其中制造业达5.9%，第三产业中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税负率为3.0%，而第一产业的农林牧副渔企业税负率只有1.9%。
总体看，第三产业产生的税收增长已经成为增长的主要来源。2015年，第三产业税收占全部税收的比重达54.8%，比第二产业高9.7个百分点。从对税收增长的贡献看，第三产业税收增量占全部税收增量的80%。
从企业税负维度看，企业税感指数较高。这里面涉及三个与企业税负有关的概念：法定税负、实际税负、实际支出。法定税负包括：一是25%的企业所得税，税基是企业利润；二是17%的增值税，税基是产品增值额，销项税可以根据进项税进行抵扣。从国际水平看，两种税的税率并不高。实际税负方面，因为一定条件下间接税税负是可以转嫁的，比如生产者通过产品提价把税负转嫁给消费者。除了法定税负和实际税负之外，还要考虑实际支出，有些费用支出类似税收，是为了生产经营而不得已支出的隐性税负。中国当前正处于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重要时期，有的地区步子迈得早，有的地区相对滞后，企业通常到各个机构办事，需要交纳各种明税暗费。这些企业支出累计形成隐性税负，对企业来说就是一笔不菲的支出。
有专家通过对4个城市、100个以上民营企业样本的调研发现，企业实际税费负担率在40%，大部分企业利润率不到10%。世界银行发布的2015年中国总税率为67.8%，与巴西近似。这种总税率度量企业在说明准予扣减和减免后的应缴税额和强制性缴费额占商业利润的比例。扣缴税款(如个人所得税)或收缴和汇给税务部门的税款(如增值税、销售税或商品及服务税)不包括在内。这些统计的样本或有偏差，但是中国一些行业的企业税收负担较高也是事实。
总结起来，企业税负问题更多的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属于制造业、规模以上，难以转嫁、不享受政策优惠，这类企业往往是传统制造业，市场竞争较为充分，税收负担较高，税收痛感较强。相比之下，避税难度小，中小规模，具有以上特征的企业，这类企业往往隶属生产性服务业，税收负担相对较低。但是此类企业往往不会主动发声，因此不会有企业税负轻的社会声音。
企业税负改革难点何在？
一位不愿具名的税改专家告诉记者，目前企业税负改革的目标是降低增值税，同时在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稳定的情况下，提高个人所得税征收比例。
上述专家称，企业增值税最终体现在产品的价格中。在改革中，降低增值税，让产品和服务便宜下来，这就可以使大多数中低收入阶层的“间接纳税”降下来。上述专家称，这是未来改革的方向，但提高个税征收存在难点，让大众接受还需时间。
上述专家告诉记者，税费问题，不如说是企业成本问题，以及企业在实际缴纳税费中的“灰色”成本问题，这涉及当地税务机构是否按法规办事，也涉及权力划分与税收体制机制改革。
此外，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7年经济蓝皮书》指出，目前增值税税率有多档，行业间差距大，因此如何科学设计、有效简化增值税分档及税率，是企业税负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杨志勇在《地方财政研究》撰文提到了改革中的问题，“目前增值税改革中存在税负难题，增值税的税负难题。对于纳税人有意义的是实际税负。改革过多关注名义税负，可能不利于增值税制的深化改革，也容易让改革偏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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