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的税负到底高不高？最近经济学界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可以用“白热化”来形容。
2016年上半年，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带领课题组先后赴贵阳、武汉、杭州、大连等四个城市进行民营企业税费负担社会调查，并在2016年11月提出“中国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接近40%的水平，而这对绝大企业意味着死亡”。这一结论刚一发布，便在经济学界激起了巨大的反响。之后的12月中旬，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的一番言论可谓“火上浇油”，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计划投资10亿美元在美国建厂，并特别指出“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比美国高35%”，认为这是中国“现在制造业踟蹰不前”的原因之一。
那么中国企业是否真的面临着“死亡税率”的威胁？世界银行统计出中国企业“总税率”为68%，这一数字含金量如何？税率给中美两国制造业实际造成了多大的影响？记者近日整理出围绕着“制造业”和“税负”两个关键词的8个核心问题，连线4位学者进行了解答。
这4位学者是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教授樊勇；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管理系教授胡怡建；天津大学财政学教授李炜光；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冯兴元。他们中有“死亡税率”的提出者，也有“死亡税率”说法的质疑者。可以说，这是一场汇集辩论正反两方的圆桌讨论。
焦点一：
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如何？
樊勇：宏观税负有几个口径：税收除以GDP是最小口径；税收加上政府收费收入是中口径；最后大口径还要加上社保、土地出让金，这些在中国是比较特色的，因为社保在国外是在税里面的，中国的社保是没有在税里面的。大意上讲他应该说的是第三个口径，就是全部加起来。这以前我们有研究，现在也有人研究，中国不算高的，或者是中等偏上一点点，但是不是那么高的。中国是36%、37%的样子。这是政府名义上拿过来的所有钱，正式的，有法律依据的。税收，也就是最小口径，可能在18%左右，近年都差不多，不会超过20%。
冯兴元：计算中国的不同口径“宏观税负”，需要看看“四本账”（一般公共预算账、社保基金账、政府性基金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以及国有企业利润。
我们可以计算三种口径的宏观税负。以2015年为例，第一种属于窄口径，它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其值为22%。第二种属于中口径，它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之和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其值为35%。第三种属于宽口径，它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和国有企业实现利润之和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其值为38.5%。考虑到以上五个因素，宽口径的宏观税负约为38.5%，再加上估计2%的“三乱”收入，1.4%的CPI，最终合计约为41.4%。如果再考虑由于目前雾霾问题严重，或者为了迎接大型活动，有关地方关闭工厂、工地或者市场，或者限制开工开业。对于企业来说，其蒙受的损失，至少也算是一种“税费”。这种“税费”可以至少按GDP的1%计算。这样得到宽口径宏观税负44.4%。上述口径还没有考虑这么多年来各地往高虚报GDP增长率所导致的GDP虚增造成的宏观税负计算公式中GDP分母偏高问题。也没有考虑中国2015年一般预算赤字23551亿元（即赤字率达到3.48%），更没有考虑到其它政府负债的净增状况。把这些因素折进去一部分，宏观税负就会更高。很简单，结论是宏观税负总体不低。无论如何，我们要特别关注这一点，不要拿小口径论定中国宏观税负轻。
焦点二：
宏观税负中，企业要承担多大一部分？
胡怡建：现在我们没有一个企业税负的指标，只有一个大概的国家总的宏观税负的指标。我们总的税收占GDP比重大概是30%不到一点。但是企业普遍反映比较重。是不是就有一个结构上的问题。在我们国家，企业是作为缴税主体，所以它的税负比较重。
李炜光：宏观税负的官方数据是将近30%，学界一般认为将近40%，我计算2015年中国宏观税负在37%左右。其中企业缴纳占比90%，这个数据是没有争议的，官方应该也同意。
樊勇：企业承担整个宏观税负的90%，我不知道他（李炜光）怎么算出来的。企业交的税并不等于它承担的税。纳税人不等于负税人。比方说企业这个东西原来卖1000元，就收增值税170元，但是在正常情况下，这1170元，是下家买东西的人付的。税170是企业交，但是从下家那里拿1170，企业拿1000元的销售额。理论上是可以转嫁的，当然实际上也可能转嫁不出去，所以实际情况很复杂，要看供给弹性。企业可能承担一部分，但不可能说全部都是企业承担。
焦点三：
世界银行2016年世界发展指标中的企业“总税率”（税收+强制缴费/商业利润）一项，中国为68%，远超世界平均水平40%，请问这个指标在多大程度上反应了中国企业税负的真实情况？
樊勇：世界银行的数据、《福布斯》排行榜，在指标选取上都有很大的主观性。世界银行是除以利润，宏观税负国际上一般都是除以GDP的。中国主要是以增值税，间接税为主，西方国家是以所得税，也就是直接税为主。所以西方国家用这个“所得”比例，也就是利润就比较合适。用利润作为分母的话，一个就是中国的企业利润较少。中国企业的整体盈利水平肯定不如发达国家，高附加值的产业并不多。所以分母不一样。另一个就是它现在用了哪一部分的企业数据也不能确定，现在没有一个数据能说明中国企业利润的整体水平，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的利润数据基本上是没有的，样本的代表性可能不够。这个指标的客观性是不足的，不能拿来做简单比较。
胡怡建：世行这个指标，就和《福布斯》的税收痛苦指数一样，很多时候是把企业可能收的税的最高边界加起来，它算出来的比例可能比较高，但是不能反映真实情况。
李炜光：如果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中的“总税率”指标来衡量中国企业所承担的税负，即用企业缴纳的税费除以净利润。2013年到2016年，中国企业总税率分别为68.7%、68.5%、67.8%、68%，这个数据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且世行这个结果并没有将流转税（即增值税）算进去。
世界银行这个指标中有一项叫做“劳务税”，2016年的总税率68%中，48.8%是劳务税，而2016年劳务税的世界平均水平仅为16.3%。中国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劳务税，劳务税说白了就是“五险一金”。现在很多人将五险一金当作职工福利，但其实五险一金是企业的一个税费。在国外，只要是企业主为员工缴纳的保险，这都属于劳务税。
焦点四：
如何解读李炜光提出的40%“死亡税率”？中国企业实际的税负情况如何？
樊勇：“死亡税率”从学术上讲是没有这个词的，实践上也没有。流转税在理论上是消费者承担的，企业是不承担增值税的。大部分应该是消费者承担的。理论上只要企业的产品卖出去了，就转嫁给消费者了。美国没有流转税，没有中间环节的税，消费税就是消费者承担。营改增后，增值税可能要占到企业税一半左右。其他的所得税，亏本是不用交所得税的。企业怎么就“死亡”了呢？
胡怡建：我们必须看到企业税里面有一个是税，还有一个是收费。总的加起来比较高，不一定是税本身比较高。企业收费、土地出让金、社保等等加起来的各级负担比较重。这里面就有一个关键性问题，是税重还是整体负担重？我们是减税还是税以外的收费？
冯兴元：李炜光教授2016年上半年的调研报告得出结论，“企业家认为税收负担很重和较重的比例达到87%。”企业的负担是各种主观感受的成本综合起来的结果，包括税费、劳动力、资金成本、产权问题等。企业家觉得税费很多，利润少甚至负，这种主观感受很重要。
中国企业在利润为负还要纳税，那是切切实实的成本，谈不上转移出去。重得经营不下去了，谈税负转移没有意义。如果其它成本高了，税负降低一点，企业就活下去了。很多企业因为总负担重，很多产品就不选择接单生产。这个是事实，这种感受很真实。税负转嫁也不是百分之百的，一般总是有部分税负转嫁不出去，部分税负可转嫁。市场竞争厉害，产品价格低，需求弹性低，税负的一大部分就转嫁不出去。对增值要纳税，17%或者其它税率，但是企业三角债问题严重，貌似挣钱，如果回款出问题，就亏损了，增值税是提前付出，没回款也要付。亏损了也纳税，还要优先保证员工工资的支付。
优质幼儿奶粉，需求刚性大，即弹性小，卖方可以加价卖出，就可以把税负转嫁给买方。但中国的大量制造业产品，供给弹性大，不容易把税负转嫁给买方。税率必然是企业生产时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中国企业所得税率25%，增值税率最高17%，如果建筑企业的进项是农民提供的砂石料，由于农民提供不了增值税发票，企业这项就没有什么抵扣的了，这个时候，增值部分倾向于营业税额，所得税应征的去掉一些人员和办公成本低于营业税额，两者加起来接近营业额的30%以上，这是完全可能的。这里也解释了为什么建筑企业叫苦最厉害。
李炜光：我参考了中金公司易峘、梁红的研究报告。他们在最新的报告中提出，“资金流量表显示，（不包括社保缴费的）中国企业部分税负占其税前收入的40%以上，而美国则不到30%。尽管中国的部分间接税理论上可以转嫁给终端消费者，但其最初的纳税仍由企业承担。”
而且，企业是不能将所有税负都转嫁出去的。除了增值税理论上是可以转嫁出去的，但是也不是全不能转嫁，企业要承担转嫁不出去的增值税大概占1/3，这会影响企业的利润。
税负高，成本也就高了，企业理论上可以在定价环节将之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但是，现实情况是，假如你是企业家，你能随便定价吗？市场上商品是有平均价格的，定价太贵了你东西能卖出去吗？
焦点五：
税负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制造业企业生存现状？
樊勇：决定企业经营的根本还是企业产品的竞争力。税收只是个楔子，不是决定性因素，在所有国家都一样。世界制造工厂是哪？是美国吗？不是，是东南亚。曹德旺去美国建厂，不代表全世界的制造中心就在美国。为什么全球的制造重心近几年起先向中国，后来向东南亚转移，是因为税吗？现在迁移到东南亚，也主要是因为人工成本，这都是有公论的，不是因为税收。
李炜光：当然是存在有的企业本身竞争力不够，利润少不能全怪税负多，但是税收因素到底在影响企业竞争力中起了一个什么作用，这要具体分析了。如果税负过重影响了企业不能进一步投资、创新，它竞争力自然也就弱了。
胡怡建：主要突出的矛盾是，现在有经济下行压力，企业的利润下降了，但是我们的税收没有相应跟上，从而导致在利润率好的时候，税收矛盾没有这么突出，利润下降后这个矛盾就比较突出了。
冯兴元：税收绝对会成为决定因素，比如美国特朗普正式就任总统之后，第一步把所得税降低到20-25%左右，以后慢慢继续降税，同时维持美国对海外企业的35%所得税率。那么制造业在发生美国第一步税改之后就会开始大量回流美国绝对可能。这个时候，当然全球会跟进减税，试图对冲美国“新政”的影响。税收既可能发挥决定因素，也可能被其它因素对冲。所以中央才决定在2017年供给侧改革中把减税、降负、降成本联动考虑。其实2016年社保费率已经开始允许有所松动。社会缴款在中国是政府统一管理，很大长度上现收现付，其实就相当于税收，不能不放在政府税费之外。这与19世纪英国大量存在的合作保险或者互助保险完全不一样。
焦点六：如何看待曹德旺说的“中国综合税负要比美国高35%”？
胡怡建：他说这个，肯定有他的依据和来源。但他的依据和来源怎么算，可能就有一个口径问题。那么到底怎么算他们的税负，我们没有看到计算公式。所以我们没办法下一个结论，他说了一个35%，这个35%是怎么来的，这是从他的直观来看，这是从他企业的调研来看，他认为中国的企业税比美国高，这是肯定的，但是高多少，没看到他的计算公式和数据。从每个企业来讲，没有说税不重的。企业希望轻税减税，所以会说税负重。
樊勇：国际比较要有可比性才能比，不然不能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在学术研究方面，比较法虽然是一种方法，但因为现实条件约束，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与美国做一个国际比较。我们和美国的税制结构不一样，具体的国情不一样，单纯从比较法得到一个结论不是很严谨。曹德旺说的是一个个案，他到底有多大的代表性，这是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还是值得质疑的。
冯兴元：可能啊。他作为企业家对他的投资项目是可以计算出来的。我们中国的财政学家只是远距离观察。
焦点七：中国也正在进行税改，其中将如何为企业减轻税收负担？
胡怡建：一个就是减少和取消行政性收费。第二是减少社保基金这块。第三就是营改增，也是减税。在减税过程中特别重视税制结构。也就是我们要尽力减轻企业的税负。因为我们现在的税收重点是在企业身上。可能在商品销售、生产过程中比较重，但是在收入分配和财富积累中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出现了一些财产、收入非常高，但是纳的税并不多；依靠生产绩益说并不多，但承担税收非常多的问题。
樊勇：第一在流转税方面，就是增加企业的税负转嫁能力，尽可能把税负转嫁给下游。第二在所得税方面，就是增加企业的盈利。所以这两个因素核心依然在于提高企业的产品竞争力，还有改善宏观经济环境。当然必要的一些税率、税基的下调，也是可以考虑的。
冯兴元：中国的宏观税负不低，“死亡税率”或者准“死亡税率”要正视，“死亡利率”和其它致命成本因素也要关注。不在于纠结于讨论个别学者对“死亡税率”的判断是否完全准确，而在于基于有关民企税费负担总体上较重、需要减税降费这一上下共识，真正去落实减税降费的改革，最后走向低税模式为上策。
焦点八：
如何看待美国候选总统特朗普提出要将企业所得税由35%大幅削减至15%？这对美国的制造业竞争力有多大影响？
樊勇：大幅下降税率肯定能提高企业竞争力，增加美国对全球投资的吸引力。但在美国，一个企业关键的成本不仅仅是税收，还有人工成本、原材料，都在里面。美国人工成本比较贵，制度运行成本也很高，比如劳工的福利保障，比如对环境的管制。原材料里面能源成本比较便宜，其他可能要贵一点。所以特朗普真的要减税，出来的效果也是要看的，要从综合成本进行评估。
胡怡建：特朗普是企业家出身，对企业可能比较感同身受，他认为经济要振兴，企业要发展，肯定要减轻负担。美国企业所得税35%很高，他要降下来减轻企业负担，振兴经济，应该说这个出发点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也要看他有没有减税的条件。目前，美国的财政收入存在很大的压力，如果大幅削减税收，特朗普首先得想到办法在其他方面进行弥补。
冯兴元：低税模式对个人和企业创收的正能量是不可估量的，对创新的推动力也是不可估量的。美国完全可以分步搞减税。只要美国朝着这个方向切切实实走了一部，比较会发生一场全球低税革命。美国搞的话，估计会维持对海外公司较高的所得税，但是对国内企业落实低税模式。这是一石两鸟，因为特朗普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促进制造业回流美国。美国的一些高支出是可以转嫁的，比如军事支出，以后其盟国要承担更大的费用份额。我们学界应该特别重视美国的动向。也要重视如何协助政府提出的减税、降负、降成本的联动政策。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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