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大王、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近期接受采访时，在谈及制造业成本高时感慨，中国税负比美国高很多。
中国企业税费负担在世界上到底处于什么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排名，中国总税率高达68%，位列世界第12，对此，各方的评论不一，不过，中国企业总体税费负担重则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企业承担了90%以上的各种税费？
曹德旺近日接受采访，吐槽中国高税负，让中国企业税负问题再度成为舆论焦点。
近日，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发布关于全球企业税负情况的报告(下称“报告”)，统计了190个国家和地区反映企业税费负担指标的总税率，2016年所有国家(地区)平均总税率为40.6%，而中国总税率为68%，远高于平均水平，位列世界第12。
总税率排在中国前面的国家主要来自非洲和南美洲的欠发达国家，比如总税率世界最高的国家是非洲的科摩罗伊斯兰联邦共和国(Comoros)，总税率高达216.5%，南美的巴西总税率68.4%，略高于中国。
主要发达国家总税率也明显低于中国，比如德国总税率为48.9%，美国总税率为44%，英国总税率为30.9%。不过金砖国家总税率并非中国最高，比如巴西高于中国，印度总税率也达到60.6%，俄罗斯总税率为47.4%。
报告称，总税率指企业所需缴纳税费占商业利润的比例，包含利润税、劳动力税和其他税收等。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财税专家告诉记者，从世界银行的这一指标来说，他们认为中国企业税费负担在世界上排第12名。
不过中国官方对这一指标并不太认可，认为中国总税率虚高。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万甫近日撰文认为，中国企业承担了90%以上的各种税费，而个人承担各类税费占比不足10%。但由于中国是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结构，流转税(如增值税等)占中国税收比重2/3左右，由于流转税依附于价格，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企业可以实现转嫁，纳税人与负税人分离，企业只履行缴税义务，并非负担者。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会导致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总税率”指标计算的企业税负虚高。
简单说，世界银行公布的反映企业税费负担的总税率虽高达68%，但实际上其中部分税费负担企业可以转嫁给普通消费者或产业链下游，企业实际税费负担并没有这么大，因此虚高。
对这一说法，也有学者发表不同意见。
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告诉记者，世界银行总税率已经公布十年了，按照中国说法叫商业利润税费率，税费主要来自企业所得税、社会保险费用和其他税种，并不包括可以转嫁的流转税，也就是说理论上这里的税费负担就是企业实际承担的税费，因此68%的总税率并不存在虚高，考虑到中国企业税费抵扣不充分，甚至有可能存在低估的情况。
根据报告，中国的总税率为68%，其中利润税率10.8%、劳动力税率48.8%、其他税率8.4%。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副院长郑春荣对记者称，总税率指标分析方法并不科学。劳动力税率其实是指社会保险缴费占企业利润比率，在68%的总税率中，中国的劳动力税率高达48.8%，这一方面说明了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很重，另一方面体现社会保障待遇高，保障力度大。反观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国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都没有，当然劳动力税率就低。
李炜光认为，虽然中国社会保障五险一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及住房公积金)被当作职工福利，但对企业来说影响其当期利润，本质上就是一种税。
郑春荣也表示，目前中国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资金结余量较大，客观上应该降低费率，而这两年政府也正在做这件事。
宏观税负偏高
尽管对中国企业税负全球排名是否在12位各方有不同看法，但对于当前企业税费负担重并没有争议。
国内通常用宏观税负作为判断企业税费负担的重要指标。近20年政府规模不断扩大，提供的公共服务不断增加，中国的宏观税负一路攀升，在减税降费举措下近些年稳定在29%左右。
2016年7月26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降低宏观税负。这是一个重大的决策部署，因为此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是“稳定税负”。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17年经济工作时再度强调减税降费。即降成本方面，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
近些年政府出台了不少减税的政策措施。“营改增”扩围和转型、小微企业免征范围扩大、允许企业追溯过去3年应扣未扣的研发费用予以加计扣除、节水及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取消减免一批政府性基金、扩大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免征范围等等，不断加大减税清费力度。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近日对媒体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明确定调，未来还会进一步降低税费，这就相当于是颗定心丸。至于具体怎么减、哪个税种减，还要等待具体政策，这需要综合权衡。从长远来看，减税仍必要，但相对容易。其实更重要、更难的是推动经济社会改革，这才是降低企业负担的根本出路。
“我们通过调研发现，体制与机制的不顺畅，才是造成企业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譬如，目前中国发电企业产能过剩闲置，但同时企业用电成本又很高，其实双方都有降低电价的需求，但当前电力体制却使这个问题长期难以解决。再比如，有些企业抱怨中国借贷成本高，根本原因是金融体制改革不到位，造成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脱节——现在中国不是缺钱，反而资本相对过剩，很多钱一直只在金融体系里转圈，即俗话说的‘钱生钱’。”刘尚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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