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有着8000多万党员、独享执政权和领导权的政党来说，党自身的建设不仅决定党的命运，也决定国家的命运。而从执政党的历史来看，客观地说，多数时候是很注重加强自身建设的，当然，效果如何是另一回事。很长时间来，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党员的思想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出现了很大问题，党内腐败盛行，党同群众、干部同群众的关系日益紧张，这些结果导致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下降，合法性问题凸显，党虽处执政和领导地位，但在群众心目中，却在边缘化。这种情况在十八大前已经显得相当严峻。
本届中央正是感受到了这种执政危机，因此在上台伊始，就如何改造这个渐失活力和日益腐化的党和干部队伍，作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定。日前召开的中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对此作了总结。
从严治党祭出五把“剑”
本次全会也是本届中央纪委的最后一次全会，故带有总结的性质。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报告中着重谈了五点体会：第一，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看齐，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第二，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抓住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这个根本，扎紧制度笼子，强化党内监督。第三，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要把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实到基层，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第四，信任不能代替监督，要把纪委的自我监督与党内监督、社会监督有机结合起来，自觉接受党和人民考验。第五，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从宽松软到严紧硬是一个长期过程，要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坚持。
具体来说，全面从严治党主要祭出了五把“剑”：一是以改作风，消除四风为主的整风活动，包括制定实施八项规定、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推进“三严三实”、“两学一做”专题教育等；二是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大力加强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三是加强组织建设，如修订《干部任用条例》，破解“唯票、唯分、唯GDP、唯年龄”问题，严把干部考察任用关，防止“带病提拔”，改进年轻干部培养选拔工作；四是加强党内法规和制度建设，在这方面，出台了一系列制度规定，如《中共纪律处分条例》、《中共监督条例》《中共政治生活准则》等；五是强化监督，深入推进反腐败。
这里特别要提的是反腐。反腐是建立一个清明政治环境的第一功臣。据通报，十八大以来，中纪委共立案审查中管干部240人，给予纪律处分223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16.2万件，给予纪律处分119.9万人；全国共处分乡科级及以下党员、干部114.3万人，处分农村党员、干部55.4万人。2014年以来，共追回外逃人员2566名，“百名红通”人员已有37人落网，追赃金额86.4亿元。虽然人们对这场反腐的评价出现了分歧，有人简单地归之于运动反腐或选择反腐，还有人把它看作高层的权力斗争，但上述数字却是扎扎实实的，可以说，反腐在树立领导人权威、整顿吏治，约束官员为所欲为、重建党内政治规矩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进一步说，对于一个独享管治权而外界监督缺乏的政党来说，最大的危险其实并不是来自官员的贪腐，这仅仅是一种结果，而是有权无责，没有责任的权力必然是一种任性的权力，任性的权力也就必然带来腐败。在这里，腐败的含义是广泛的，它不仅指的是利用权力和资源来攫取理应属于全民的财富和利益，也是指官员的不作为和乱作为。要遏制上述形式的腐败，对于新任中央领导集体来说，最好的突破口就是反腐。反腐愈坚决、持久、彻底，愈有利于树立领导人权威，改变官员有权无责状况，使官员不敢腐、不愿腐，有所作为，改善党群和干群关系，推进各项事业。
反腐要保持目前的效力必须改变形式
本次会议也对今年的纪检监察工作作了部署，一共涉及六方面，包括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党内监督，严明换届纪律，严把选人用人政治关、廉洁关，防止干部“带病提拔”、“带病上岗”，为中央和地方换届提供组织、干部保障；抓铁有痕、踏石留印，交上作风建设合格答卷；以强有力问责督促各级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扎实推进监察体制改革，完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坚定旗帜立场、紧盯目标任务，巩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以及立足本届完成纪检体制改革任务，提炼总结实践成果，完成对中管高校的巡视，实现党中央一届任期巡视全覆盖目标。今年晚些时候要召开执政党的十九大，从上面的介绍来看，虽然经过全党四年多的努力，党的各级组织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明显增强，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得到坚决落实，党的纪律建设全面加强，腐败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党内政治生活呈现新的气象，但正如王岐山的讲话强调的，全面从严治党仍然任重道远，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需要经历砥砺淬炼的过程，要继续在常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上下功夫，向党的十九大交上改进作风、严明纪律、惩治腐败的优秀答卷。这个优秀答卷就是建立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机制，扎紧制度治权的笼子，确保党国的长治久安。
其中重点还是反腐，但必须改变反腐的形式。长期来看，反腐要保持目前的效力，完全实现预期目的，如果不改变目前备受诟病的反腐方式，则很困难，甚至基本不可能。因为要使反腐达到效果，就必须继续高强度，使之具有可持续性，但高强度反腐本身是不可能具有持续性的。另外，反腐也遇到了“天花板压力”。本轮反腐虽有众多高官落马，但其实始终停留在中央委员和省部级层次，反腐要取得进一步突破，层级就必须提高，但中央出于种种考虑，不会再进一步提高反腐对象的层级。
另一方面，目前反腐也遇到了经济衰退的压力。中国的经济衰退已经有几年了，虽然执政党再三强调，它不是由反腐引起的，但客观来看，强力反腐也会造成一定的经济影响，抛开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不论，反腐也确实使得官员不敢作为，而在一个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里，官员不作为无疑拖延经济发展的速度。所以，中国经济的下行固然是由其他更为根本的因素引起，但反腐也是影响因子之一。一旦经济下滑成为事实，在党和政府的合法性还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经济增长的绩效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滑坡无疑会影响大众福利，进而导致众多矛盾，这些矛盾和问题反过来又会影响公众对党和政府的评价，而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很多矛盾和问题是会被遮蔽的。故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估计十九大后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会重新放在发展经济上，于是客观上就使得反腐的强度要降下来，减缓官员因反腐而产生的压力。
这样一个新情况会弱化反腐效力。其实，前述社会不同群体对反腐的评价出现分化，已经说明反腐的社会效果在弱化，再加上反腐的外溢效应并未投射到大众身上，以及政府治理本质上未有改善，都会降低大众对反腐的支持力度，一旦民众产生了反腐的心理疲劳，现有的反腐模式就很难持续下去。在这种情况下，要防止腐败反弹，就提出了一个反腐的模式转换问题，即将反腐导入制度化、法治化的轨道，用制度和法治反腐代替运动反腐，使反腐回归常态。故而，在反腐已经立威后，下一阶段的重点，是加强制度建设，建立起一个相对完整的制度和法治反腐的框架。
本轮反腐之初，主导者对腐败的治理有治标和治本的设想，先治标，再治本，以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使腐败分子由不敢腐到不能腐、不想腐。鉴于中国腐败的积重难返，需要一个声势浩大、攻势淋漓的治标阶段，这一阶段以惩戒为主，辅之以配套的制度建设，主要是完善纪检监察机构的相应职能。在腐败高发势头得到初步遏制，官员不敢腐后，再由治标转入治本。此一阶段是惩戒和制度建设并重，主要是建立和完善限制、约束、监督权力的制度，缩小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这一阶段的制度建设完善后，官员想腐也不得，就表明中国的反腐大致完成。
治标阶段的反腐已经进行了四年，再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巩固反腐成果，就可以进入治本阶段了。所以，以反腐为标志，全面从严治党在十九大后将进入第二阶段，也即制度建设和完善阶段。届时可能会有一些对治党治权更具实质性的措施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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