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华/ 文（英国剑桥中国创新研究院创始人）
2017年的春节，当我听到世界上数十国领导人用中文向中国和世界华人祝贺中国新年时，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这让我回想起35年前，1983年我大学毕业后第一次走出国门到利比亚工作的情景。从北京出发路过卡拉奇尔后抵达的黎波里。一路上，包括以后的数年，在国外尽管无数次的重复一句话“我是中国人”，但老外总是说“你是日本人，朝鲜人”？真是不可思议。一个人的声音和力量是有限的。
过去38年来，世界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8年中国开启的改革开放，1991年前苏联的解体，2008年华尔街金融泡沫的破裂，2016年继6月英国公投脱欧后，11月特朗普当选为美国第45任总统。这些大事件改变着世界，颠覆着人们的思维。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呼唤大战略和大智慧的时代。中国的成功引起世界瞩目。与世界分享发展机遇和创新机遇乃中国荣耀，世界期盼。
中国改革开放的近40年，经济一路攀升。中国经济从2008至2012年的年增长率为9.3%，为全球经济净增量的29%，2012后中国经济战略性放缓，仍保持了7.0%的增长。在经历了巨大的变革，经济和金融危机之后，人类财富倘若没有中国强大经济的贡献，一定会急剧缩水。世界期待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中国“药方”。此时，中国经济向世界展示了可持续性发展趋势，充当了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和世界创新的发动机。中国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完成了欧美几乎百年才实现的进步。国际社会用“奇迹”来描述中国的巨大发展成就。然而，如何从理论上，从学术上解读中国崛起？世界呼唤中国的创新模式和中国崛起的理论。
中国崛起背后的动力是什么？中国由衰到强是不争的事实。但这种转变和崛起是突然爆发的，还是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根基？如果是前者，其兴也勃，其衰也忽。如此看来，没有可持续性发展。如果是后者，那么就意味着由于长期的历史积淀，坚实的文化基础，并抓住重大契机，通过创新，找到重大的解决方案。这样就具有传承性，历史的延续性，必然具有可持续性发展。
华夏文明与中国和文化的独创性
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华民族的祖先以持续不断的生命实践，创造了共有的文化灵魂。数千年来，是什么让炎黄子孙和华夏文明生生不息、浴火重生？是文化，是延绵不绝的中华文化，是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中华文化是中国人独自原创的，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华夏文明自我保存的历史原因相当复杂，其中的重要一点是无法忽视的。古代中国发明和延续了当时世界上最有效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和最严谨的政治哲学体系。在轩辕黄帝时代原始文明在数千年积淀之后进入了一个发明创造大爆发时期。经过数千年的传诵，轩辕成为了中国人的人文初祖，华夏文明的一位拥有无穷力量的开拓者，一位智慧超群的发明家，一位凝聚民族力量的符号。这种文化不是机械的、凝固的文化，而是具有融纳性、首创性、辐射性、延伸性、开拓性、生命力十分强大的一种文化。在上古、中古时代有力地保证了华夏文明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完整性。
范蠡的市场经济理念和王阳明的致良知
中国的市场经济主导形式看起来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从西方引入的。亚当.斯密（1723-1790）的《国富论》和《道德论》，由于其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被后人称为“两只无形的手。”一只手指市场“私利”的驱力，而另一只手指道德“同情”的制衡。《国富论》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奠定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创造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达和繁荣。相对《国富论》，《道德论》给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带来的影响更为深远。它对促进人类福利的社会目的起到了更为基本的作用。然而，市场经济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根基。它的思想雏形可以追溯千年，历久弥新。中国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实业家范蠡（公元前536年—公元前448年）算是市场经济的先导。
范蠡，字少伯，春秋时期楚国宛地三户（今河南淅川县滔河乡）人。他虽出身贫寒，但睿智韬略，年轻时便学富五车，满腹经纶，文韬武略，无所不精。在政治、商业领域均有卓越建树。尤其他在商业领域中所表现出的非凡智慧和人格魅力，极受后世学者们仰慕和追捧；范蠡开始时在越国任大夫，曾辅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最后一举灭掉了吴国，完成了称霸中原的伟业，自己也因功被封为“上将军”。毋庸讳言，范蠡堪称最懂中国文化的大商人。在范蠡思想中，追求和谐的天道、地道、人道。“天道要求我们盈满而不过分，气盛而不骄傲，辛劳而不自夸有功。”这其中既包含有先天下之忧的儒家勇气，又有功成身退的道家思想。范蠡在民间被尊为“商圣”。他对市场观念进行跨越式创新，引领市场。
王阳明（王守仁）1472-1529），宁波余姚人，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和军事家。他精通儒家、道家、佛教，且具非凡的军事才能和精深的文学艺术造诣。他因曾筑室于故乡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故称其学说为阳明学。王守仁继承宋代陆九渊的“心即理”学说，提倡“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我们今天谈论的“智者坦荡”是对于王阳明处事自然、洒脱自如、博大胸怀的描述。王阳明的致良知的学说，充分强调了良知在道德修养中去恶为善的主观能动作用，并使之成为支配人的道德行为的精神本体。良知的说法来源于《孟子》，其含义是指一种“不虑而知”的天赋道德观念。王阳明对此加以发挥，并引进《大学》中的“致”字，《大学》说：“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即把自己的一切行为和活动都纳入中国传统社会道德规范的轨道。
中国和式创新的诞生
要想创新，引领未来，必须深谙历史，了解过去。知道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今日世界，前途未卜。风雨飘摇，乱云飞渡。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人类去向何处？此时中国，滚石上山。拥抱矛盾，爬坡过坎。与世俱进，风光无限。求同存异，任重道远。古老的东方大国，正以昂扬的姿态屹立在时代的潮头浪尖。
中国和式创新是一种刚柔相济，智者求同的共建、共享、共赢的战略模式，是中国特色的社会创新，是指对于社会和经济问题提出的独特、创新的解决方案。此方案比现有的办法更富有特色、效益更高、效果更好、更加公正和可持续性发展。同时它所创造的价值为整个社会带来利益。中国和式创新，不仅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重大战略方案，而且为国际社会政治改革提供可行的战略途径，引领其实现社会，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
中国和式创新的诞生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个是内在的原因，一个是外在的原因。北宋大哲学家张载认为：人生在世上，就要尊顺天意，立天、立地、立人，做到诚意、正心、格物、致知、明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努力达到圣贤境界。关学的主旨，集中的体现在被当代哲学家冯友兰概括的横渠四句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把辩证法的规律归纳为四句话：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出自《正蒙曁推罚！昂汀笔钦旁卣苎逑抵械囊桓鲋匾冻搿Ｓ媒裉斓恼铰怨芾淼幕坝锝玻巴蚴揽健笔钦铰阅勘辍６俺鸨睾投狻笔鞘迪终庖徽铰阅勘甑恼铰匝≡瘛Ｖ泄诺湔苎У木琛俺鸨睾投狻薄?笔者称之为“拥抱矛盾, 激励创新，引领未来，为万世开太平。”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历史发展时期。中国向何处去？横有千古，纵有八荒。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圆融大气。中国古代蕴含创新思维的哲学智慧，“拥抱矛盾”激励创新，这为中国问题创建了高屋建瓴的理论指导。“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于是，根植中华文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秉承儒家倡导的忧患意识和道德实践，“礼之用，和为贵”；弘扬道家倡导的对人类前途的终极关怀，“回归自然”和“可持续性发展观”，中国和式创新在远思古时哲学智慧精髓，近贴现代中国发展脉搏中，油然而生。
中国和式创新的理论架构
和式创新的精髓，即：“拥抱矛盾”，“与时俱进”，“求同存异”，“和谐包容”。中国和式创新的精髓可以用十六字，四句话高度概括。又称“和”式创新的四大支柱。其价值体系可以用三个“融合”高度概括：前瞻性战略和应急性战略的融合；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融合；东西方管理思想和智慧的融合。
中国和式创新更多体现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它包含有两个层次：第一是理念和哲学上的创新。它作为顶层设计的指南，打破精神桎梏，帮助启发人们的思维和解决上层建筑领域的问题，促进社会可持续性发展；二是技术和管理上的创新。它平衡和协调“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促使经济和生态可持续性发展，帮助打造坚实的经济和环境基础。两个层面的创新相辅相成，使得“和”式创新成为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中国和式创新的四大支柱，各领风骚，相互依存。助推可持续性发展，引领未来。（一）、“拥抱矛盾”。中国向来不缺乏拥抱矛盾的哲学思想。中国传统哲学从来不是一个单一的学派，而是集合了多种哲学流派的智慧，有些甚至是矛盾的。孔子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正所谓“礼之用，和为贵。”老子“无为而治”的哲学思想，说到底就是“拥抱矛盾”的大智慧。张载对于辩证法规律的归纳中，核心也是“仇必和而解”。“拥抱矛盾”引领中国社会创新和政治改革。邓小平提出的“白猫和黑猫论”，“一国两治”，不仅形成了治国之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中国人“创新词典”中拥抱矛盾激励创新的经典案例。（二）、“与时俱进”造就繁荣中国。更进一步讲，“与时俱进”体现时代性。是什么让中国在不到40年里摆脱贫困成为经济强国？中国走上社会和经济可持续性发展轨道，尤其是促使5亿人口摆脱贫困，这在人类历史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是史无前例的。中国在激烈的争辩中，毫不犹豫地在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 致使5亿人口脱贫致富。同样，中国在2014年建立了“中国自由贸易区”，2015年废除了实施30年的“计划生育”国策。诸如此类的重大战略举措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三）、“求同存异”。周恩来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提出的“求同存异”理念无疑是一种创新。周恩来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致力于“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和世界文明中吸取智慧”，其“求同存异”思想中蕴含着中华民族“和合思想”的历史传承。（四）、“和谐包容”。《易经》中的《象传》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追求社会和谐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普遍社会理想，是各种文化中一种恒久的普世价值。
面对世界范围内保护主义倾向抬头，各方对全球化走向和未来前景感到迷茫。国际社会对加强全球治理能力充满期盼。2017年年初习近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深刻诠释经济全球化的客观必然性，同时不回避全球化进程中的结构性难题，结合中国道路的成功经验，强调到世界市场的大海中经风雨、见世面，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与贸易保护主义和“修墙”的战略思路形成鲜明对比。
国际形势的“拐点”与中国
机遇
2017年伊始，正如人们所料，特朗普新政已为世界带来诸多未知数。就国际格局而论，2016年正像福山先生在其《历史终结》一书中所描述的1991年一样是具有标志性的一年。2008年华尔街金融泡沫的破裂，从表面上看是金融和经济危机，实则引爆的是深层次的政治和社会危机。G20在杭州的成功举办，美国传统盟友倒向中国，英国脱欧公投后的多米诺骨效应，特别是特朗普“现象”对于世界特别是美国精英阶层来讲是一种颠覆。这些均反映出西方民主政治深层次的问题以及西方社会的无奈。国际政治面临重新洗牌。福山先生1992年抢注的“历史终结”不仅没有终结，而且远远超出他的想象。然而，英国著名学者马丁.雅克在他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弱》一书中指出：中国只会选择一种不同于西方世界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崛起将改变的不仅仅是世界的经济格局，还将彻底动摇其思维和生活方式。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可能会产生无比深刻的影响，将于20世纪的美国媲美，甚至有可能会超越美国。中国的崛起标志着西方民主国家在全球主导地位的终结。马丁.雅克被称为西方第一位著名的研究中国崛起的学者。但是他2016年5月在北京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访谈时指出：历史和文化乃理解中国崛起之关键。
西方正在寻求经济和社会可持续性发展问题的“良药妙方”。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新政，包括选择废除跨太平洋合作伙伴（TPP）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机遇。笔者认为，这有利于中国在环球治理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从战略管理角度而言，中国有充分的实力和底气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携华夏五千文明和创新重返世界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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