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到目前阶段需要向消费驱动转型早已成为共识。
考虑到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将近40年，所谓改革中的“low-hanging fruits”已经基本耗尽，留待突破的都是复杂程度较高且阻力巨大的硬骨头，包括国企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土地改革等。其中国企改革是政府最希望在近期能有所突破的，因为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将有利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实际情况不容乐观，在过去十年内，国企改革步伐停滞，特别是近几年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在民营企业举步维艰的情况下，甚至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这背后的原因政府通过货币财政政策拉动基建投资来应对经济增速下滑的过程中，鉴于国有企业和中央以及地方政府之间天然的联系，不用说垄断性行业，即便是公开项目竞标，国有企业也往往会毫无悬念的胜出。
除却国有企业改革在宏观层面对中国经济向消费转型的影响，在中观层面也存在内在联系。鉴于目前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比，相对低效运转非但导致向政府上缴的盈利和税收明显不足，甚至反过来还需要政府额外的补贴才能维持运转。截至2014年的国资委数据显示，全国大中型国有企业中亏损企业的占比常年基本上维持在1/3以上。如果考虑到相当部分的国有企业的盈利是依靠其垄断地位来获得垄断利润，以及通过和政府的天然关系以低价获得政府控制的能源、矿产、土地等自然资源，以及银行贷款等金融资源，国有企业运营的低效就显而易见。例如，就银行贷款资源本身而言，除了政府人为压低存款利率来维持国有金融机构的息差以及提供给国有企业的低成本融资之外，而且往往需要为国有企业部门的低效/无效经营来买单，实际中由财政来消化银行由此产生的坏账，而财政收入相当部分都是来自于对家庭部门直接或间接的税收。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往往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承担了巨大的公共支出责任，为了弥补显性和隐性补贴国有企业所造成的财政收入损失，同时财政赤字不可能无限扩大的前提下，便会加大对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和家庭部门的征税力度。
企业为了转嫁高税收负担，出售商品的价格往往偏高，这就对家庭部门的消费形成直接的负面冲击。当海外购兴起之后，消费者往往发现国内制造的产品在质量没有明显优势的情况下，价格有时候往往要高于国外同类产品。这背后除了成本控制方面的原因之外，生产到销售各个环节的税费也是重要原因。而对家庭部门而言，中国家庭部门的税收负担在全球来范围内是否属于偏高的问题上颇有争议，但如果考虑到政府在家庭相关的社会福利保障（例如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支出缺口导致相关服务有效供给不足而导致价格畸高，中国家庭部门的实际税负应该不低，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消费未来的成长空间。例如中国养老政策的不断变化（从一开始的“计划生育好，国家养你老”到目前的“养老不能完全靠政府”）就迫使目前的工作人群需要额外增加储蓄来为将来退休后维持一定的生活和消费水平而未雨绸缪。
不可否认，国企改革由于历史和制度层面等原因，客观上造成在实际推进的时候阻力重重。但更多的是，每次启动国企改革的时候，政策制定者都希望从顶层设计到操作细节面面俱到，希望给转型中的国企能“扶上马，送一程”，尽量缩短转型的阵痛期。但结果往往是被转型的行业或者企业很难断奶，依然要持续依靠政府的补贴和优惠政策度日，而政府真正希望看到行业市场化运营则遥遥无期。驱动中国经济在过去20多年时间内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和全球化红利已经开始衰减甚至逆转，但中国经济从人均水平来看依然处在发展中国家阶段，这使得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面对的困难和挑战要比早期的日本和欧美国家要更为严峻。在中国资源禀赋发生改变的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将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和提升资源利用效率，进而实现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使中国经济在中长期内的可持续增长，带动财税改革以及收入分配改革的推进，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向消费驱动转型。
(摘编FT中文网)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