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秉国/ 文（前国务委员）
编者按：
戴秉国出生于云贵高原。
18岁那年，他从贵州省印江县对马村杉木山一个小山村出发，步入川大，走向北京，走向世界舞台……
他从科员起步，先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联部部长，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务委员。
他从中国级别最低的外交官做起，直至成为中央人民政府分管外交工作的最高行政长官，先后历任中国三个主要外事部门（外交部，中联部和中央外办）主要负责人。
半个多世纪多彩的外交生涯，他参与，亲历和见证了共和国许多重大外交事件。
他是公认的外交家，战略家和实干家。
他一生低调，谦虚为人，谨慎做事。其独特的外交风格深获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和赞赏。
2003年至2013年这10年间，时值中国同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之际，戴秉国率领中方工作团队先后同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法国、英国和欧盟等大国集团，卓有成效地开展了一系列有创新、有深度、又管用的战略对话与沟通。这一组组战略对话，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伟大创举，是共和国外交史乃至世界外交史上激动人心的篇章。
他撰写的《战略对话》其意义与影响远远超出外交领域之外。
《战略对话》是诠释中国，认识世界，沟通世界，融通中外，影响世界的力作。
经请示作者同意，《瞭望中国》（香港）选载《战略对话》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谨此，我们向戴秉国前国务委员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我们那里是云贵高原，山高林深，好多地方都人迹罕至。山路曲曲弯弯，净是一些羊肠小道，路旁长着很深的蒿草。一个人在路上走，很长时间都看不到人。
2013年3月16日下午4时零8分，我离开了中南海的办公室，结束了近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开始了退休生活。3月27日，我回到了阔别多年、生我养我的故土。18岁那年，我正是从这里走出了大山，后来走到了北京，再后来走出了国门。我到过世界很多地方，领略了这个星球之美，各国不论大小、贫富、强弱都各有千秋。但在我心里，还是祖国最美，家乡最亲。
明代开国元勋刘伯温曾经写道：“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1941年3月，我就出生在“万重山”中的贵州省印江县对马村杉木山这个小山村里。这里离佛教名山梵净山不远，天朗气清的时候可以看到梵净山的金顶。梵净山被500多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所覆盖，是地球同纬度上的一块难得的绿宝石。
印江属革命老区，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还是闻名遐迩的书法之乡，历史上出过几位大书法家。北京“颐和园”三个字就是印江书法家严寅亮的杰作。县城中耸立着有数百年历史的“文昌阁”。
印江县地处偏远，但这一带曾是重要的国际商道，中国生产的茶叶、丝绸和瓷器由此运往南亚诸国。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在20世纪50年代与周恩来总理聊天时，曾专门提到他年少时随印度商队到过我们家乡附近的镇远古镇。后来，中国要修建湘黔铁路，周恩来总理专门指示，铁路一定要经过镇远。
我的父亲母亲
戴家的祖先来自江西省吉安地区，大约在明末迁到贵州，并同当地的居民融合在一起了。
我的祖父叫戴如圭，人很慈祥，记忆中从未见到他生过气，发过火。祖母姓任，没有名字，所以叫戴任氏，不到50岁眼睛就全瞎了。他们双双都在60多岁离开了人世。
我父亲名叫戴恒德，字进修，是戴家长子。据说，我高祖那一辈出过一个秀才，以后都是普通的农耕人家。父亲18岁那一年，祖父主持分家，但大家还住在一个屋檐下。戴家老屋是一个三开间的木屋，我们家住东头，祖父住西头，中间是堂屋。老屋的阁楼上还住着我的曾祖父，那时我们家是四世同堂。
父亲读过一点私塾，在村里算是有点见识了。我们家起初是租别人的地种。后来，父亲不时挑盐巴和土布到附近县城去卖，赚差价。贵州不少偏僻的山乡闹土匪，很多小商贩都被土匪打劫过，有时只剩一根扁担和一条短裤逃回来。父亲还算幸运，没遇上过土匪。贵州解放前，辛苦劳作的父亲终于置办了几块地，其中有块地面积稍大些。解放后划成分，我们家被划成“中农”，分到两个箩筐。
我童年生活比较艰辛。初中毕业时，父亲将家养的一头猪卖了，继续供我读书。他说过：“娃儿，只要你肯吃苦，能读书，爹千方百计都会供给你；但如果你自己不能读，就不要怪我了。”要不是当年父亲这么坚持，我恐怕也读不成高中了。父亲个性刚强，在我印象中，他只流过一次泪，大概是在外面受了点什么委屈吧。
父亲在学业上、劳动上对我们的要求非常严格。通常是在晚饭后，他叫我们背书，如果背不出来会扇我们的耳光，甚至把我们推出家门外。5岁时父亲就让我开始下地干农活。第一次我是光着屁股同大人一起在大田里插秧。农忙时节，有时天还没亮，他就把我和哥哥从床上拉起来，跟着他去种地，父子三人要披星戴月干一两个小时的农活，天才见亮。夏天要在稻田里弯腰锄草，背上往往被晒得脱一层皮。秋冬季节，我和哥哥要为全家拾柴火。这些乡村生活的艰辛经历培养了我吃苦耐劳的品质。
父亲喜欢在赶集时喝点儿酒，喝完酒回家有时要发脾气。我参加工作后有一次回家，劝他少喝点酒，他不爱听，火气一下子蹿上来说：“老子就要喝，你管得着！”他虽然有时冲我们发脾气，但在生活上非常关心我们。我小时候身体不太好，他经常天刚蒙蒙亮就起床为我熬药，他那忙碌的身形在微曦天光中的剪影，成为我的童年记忆里最深的印迹。
我母亲名叫刘承香，是一个织布能手，我上学穿的衣服全是母亲亲手织染缝制的。父母同岁，两家相隔六七华里。外公那边家境比戴家略强一些。据母亲回忆，她结婚那一年，红军长征路过印江县，在我们家乡一带驻扎了一段时间，路过家门口时还说：“老乡，你们不要害怕！”印江是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会师地。1979年，印江县人民政府修建了红军会师纪念碑。
母亲非常勤快，爱干净，做的饭很好吃，舌尖上的童年如亲情般浓郁。母亲长得很秀气，裹的小脚，性情温和，就是不识字，没啥文化。我的容貌和性格更像母亲，哥哥更像父亲。在我童年印象中，父母总是从早到晚忙不停。我们晚上上床睡觉了，母亲还在织布，父亲还在院子里铡猪草。而早上我们醒来，他们早起床干活了。记得我的母亲在织布机前摆弄梭子时，经常困得睁不开眼睛，头也控制不住往下落，像鸡啄米一样。我经常在织机的“叽嘎”声中迷迷糊糊进入梦乡。我也清楚地记得，我上小学六年级每周回家时，妈妈都要在夜里帮我捉掉衣服上的虱子，用开水烫洗并在烘笼上烘干后让我再穿回学校。
我有一个哥哥、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我家男孩多，小时候差点把我过继给同村的婶婶家了。父亲虽然同意过继，但我死活不干。现在，弟弟妹妹们都先后去世了，只剩哥哥和我。小弟弟一直在老家务农，村里失火，火势蔓延，把全村的老屋都烧光了，我家也没保住。老屋烧掉后，弟弟四处找别人家不要的旧砖，再一块一块搬回来，想重新建屋。他可能是太劳累，又喝当地村民自酿的土烧酒，烧坏了胃，得了癌症。我接他到北京治病，还找单位借钱想为他做手术，但大夫说已经晚了，无力回天，我只好含泪把他送回去。他回老家后，疼痛难忍，悄悄投水自尽，死的时候只有40岁。后来他的妻子改嫁了，留下的几个孩子由哥哥、妹妹和我帮助抚养成人。
大弟弟中学毕业后留在乡下当民办教师，教书好，人缘也好。他后来得了肺炎，没等痊愈就上班，结果病情恶化转成肺结核。父亲非常着急，带他到处看病，最后还是没救过来。这个弟弟去世后，来了好几百人为他送葬，都说他是一个难得的好人。
大妹妹没念书，大概是重男轻女的缘故吧。困难时期，粮食很紧张，大妹妹非常孝顺父母，总把省下来的一点好东西都留给父母吃，后来患了肝炎，不久转成肝硬化，去世时才刚过30岁。我当时已在北京工作，回老家时专门来到妹妹坟前，自己一个人大哭了一场。父母还健在，但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都去世了，白发人送黑发人啊！
小妹妹好一点，是最近因癌症去世的，去世时58岁。离世前她在县医院做护理工作。
哥哥比我年长三岁。新中国成立后，印江县首次开设初中班，他是首批学生。他本来叫戴秉华，老师给他改名为戴杰，那时比较时兴取单名。哥哥初中毕业先是在离家十几里的一个村子教书，后参加县里的水利工作队，那时才15岁。后来考进贵阳水利学校。水利学校毕业后，他也想考大学，但当时我也要上大学，家里供不起两个大学生，他只好考了一个专科。退休前一直在水电系统做技术工作。
小时候家里不说电灯，连煤油灯也没有。晚上念书就点一盏桐油灯，拿灯草剥皮后，挑出松软的草芯，再浸入一个桐油小碗，然后点上火，真正是灯光如豆啊。说来也怪，虽然光线昏暗，我的眼睛却没有近视，直到上大学以后，我的视力才直线下降，可能也有营养不良的原因吧，我读大学时国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我和哥哥念书后不能帮父母干农活了，但他们从不抱怨。后来我们工作了，他们生病也尽量不告诉我们，怕给我们添麻烦。有一次，父亲患了一场重病，差点儿去世，他也硬是忍着没讲，怕干扰我的公事。自1959年离家求学，我就很少回家探望父母，1974年、1989年分别回去过一次，中间长达15年，我都没回过家。起初因为没钱回家，后来又因为工作太忙没时间回去。好在父母非常开明，非常理解我们的工作性质。父母于1990年、1991年相继离世，我都没能赶回家为他们送终，非常遗憾。父亲去世的消息传到驻匈牙利使馆后，我的夫人整整瞒了我一个星期。我总觉得她有事没告诉我，在我追问之下，她说出了真情。我痛哭一场之后即带着微笑去参加一场外事活动。外交工作十分特殊，我有很多同事都有类似的情况，忠孝不能两全，也是一件很无奈的事情。
最后一次探亲，见到父母苍老的样子，我非常吃惊，也想在家多陪陪他们。我在家住了四天，父亲要带我去看看他为自己选好的墓地。我心里想以后还有机会，就没去。父母相继去世后，他们葬在一起。那块墓地高踞在一个山岬之上，驻足四望，视野非常开阔。我们还在小的时候就知道那块地方很神奇，即使严冬那里也不会积雪，说不清是什么原因。父亲看中那个地方，可能是怕冷清，觉得躺在那里会暖和一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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