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正/ 文（《瞭望中国》名誉社长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
大家好！去年我参加这个会议，是吴建民先生请我来的，但是今年他来不了了……本来，他第一个致辞是最合适的。
我收到这次会议的请帖之后，看到“教育+”这样一个符号，我请教宋辉先生（820中国民办教育节发起人），我问这是什么意思？您是不是能先阐述一下，然后我们再去发言。他说不，我不能约束您的思想，请您去发挥，然后我们再吸收。这样我就斗胆地走到台上来了，说说我对“教育+”的理解。
本来，教育是人类的一个特征，人类所专有。动物没有教育，所以动物代代繁衍，并没有文化的遗产。我们不，我们有祖先创造的文字、图书和哲学，有祖先发现的很多自然规律，我们在祖先创造的精神和物质财富上继续努力，所以才能进一步发展。而动物一代一代延续，只能根据达尔文的优胜劣汰规律去自然进化或淘汰。
我们一直明白科技兴国的道理，各行各业都需要教育去提供人才，人人都需要继续教育乃至终身教育。现在忽然提出一个“教育+”，我们给它赋予什么样的新含义才有意义？时代的发展越来越迅猛，中国30多年的发展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全球化的进展也超过了世界各国人们的预期。因此，新的事物、新的行业更需要新的人才，旧有人才需要不断补充新的知识，这些知识应当如何很快地赋予给急需的人们？所以“教育+”是时代的呼唤，要求我们的教育要发展得更快，要把初露苗头的新知识及时地武装到各个行业的人们！
请帖上写着“教育+经济”、“教育+农业”、“教育+国际”等等，好像没有哪个领域没有“教育+”。我刚刚从非洲回来，去了坦桑尼亚和肯尼亚，去看看那里“一带一路”的进展，看了中国在那的投资项目。我深感“教育+国际”是急需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就以“教育+国际”为例，谈谈“教育+”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当前，我们中国人要走出国门，我们的企业要走出去，我们的文化要走出去，“一带一路”有很多的项目要走出去，项目走出去，人就必须走出去。我们改革开放的经验很宝贵，但是到了国外不一定都适用。我们到了国外面对的不只是一个项目的合作对象，而是面对整个国际社会。因此中国人出去之前要“教育+”，首先加一个“公共外交”教育。面对外国社会，那里的人民、那里的政府、那里的法律、那里的宗教、那里的非政府组织，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要了解他们，知道他们的文化，知道他们的风俗习惯，知道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们才能够和那里的人们打成一片。
我参观了肯尼亚的一条中国设计的新铁路——蒙内铁路，是由肯尼亚的蒙巴萨修建到坦桑尼亚的内罗毕，投资38亿美元，使用中国的设计，中国的铁路标准。中国的工程师、中国的技术工人在那里有2000多人，工程进展极其迅速，在非洲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我们很多技术人员不但能说英语，还能说点儿当地的斯瓦西里语。那里有三种宗教，有基督教的新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我们都要跟他们和谐相处。他们尊重我们。我们也很尊重他们。他们虽然人均GDP较低，但人家的生活是很文明的。在那里，我们没有看见在北京街头所看见的不穿上衣的“膀爷”，那里的人很有礼貌，很诚实，饭店很清洁，眼神友好，总是微笑，这是我们原来并不知道的。
我们中国人要受“教育+”的培训，对当地人我们能做什么呢？当地和我们一起工作的人有时有两万人，有时有三万人，一个中国人要带动十个当地的人。于是就需要“教育+”，需要对他们都要进行培训。不仅开起重机、拖拉机要培训，筑路基，安路轨也要培训。更专业的培训班，每期4个月、120人，有人学铁路管理、有人学通讯、有人学机车管理。那里的人认为在中国的企业中工作很有尊严，也有足够的收入，因此报名的人极为踊跃。
可是我们也发现，这么多人要学习，五年后就要通车，而我们培养的力量很有限。中国的一个交通大学的一个老师去了，还有中国交通集团的工程师也去了，然而还是不够，于是我想到，我们的民间教育是不是也能为“一带一路”服务？是不是也能够走出去“教育+”？
因此我的结论是，“教育+”是时代的呼唤，并且不只在本地服务，还要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随着“一带一路”走出去。让我们加得快，加得好，因此我们的长远任务是全球化的。
今天看到4000多人充满了会场，看到这么多热心民间教育的人士，这些都是我们民间教育的骨干和精英，我们“教育+”的梦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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