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长和/ 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十三五规划中，7000万脱贫任务。7000万是个什么概念呢？相当于德国的人口，以及世界上20个人口最少国家人口的总和。
发展仍然是个世界性的问题
20世纪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大进步，就是将发展权纳入到人权范畴中。世界上每个地区和国家的人民，都有对美好生活梦想追求的权利。但是，自17世纪以来的几波发展浪潮，没有改变世界贫富的不平衡差距，少数国家愈来愈富、大多数国家愈来愈穷或者停滞不前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变，这也凸显了发展议程的重要性。
当今世界在发展问题上至少面临以下几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第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由于长期保持快速增长，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提高的很快，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超过发达国家。但是，经济总量差距缩小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南北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2013年，发达国家人均GDP达到40186美元，相当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8.2倍，远高于总量差距。近年来，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印尼和马来西亚。尽管如此，这些新兴国家人均GDP目前尚不及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七个国家平均水平的1/10。总体看，“南北失衡”是世界经济格局演变过程中存在的突出矛盾之一，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和发展环境仍然是一项长期任务。
第二，人类资源和环境限制因素上升。根据联合国估算，到2050年，全世界人口总数会达到90亿；在1945年的时候，全世界人口大约是20亿；到2010年，人口已达到70亿。在过去几十年中，世界粮食产量总体呈现增长趋势，这也是过去几十年世界繁荣的一个重要基础。但是，世界粮食产量不可能只有增长没有波折，设想人口聚集区粮食产量出现连续下降，或者人口聚集区出现连续多年的极端气候，其对政治与社会的含义是什么？随着更多的国家加入工业化进程，更多的人口参与到城市化过程中，而现行的工业化模式以及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制度，很难提供80亿—100亿人口状态下的生存解决方案。在二战结束以来的近70年里，跃居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非西方国家屈指可数，世界上20％的人口占有80％的财富，换句话说，假如50％的人口都过上现在20％人的生活——这些人口有权利过上更好的日子，自然资源是支撑不了这种无止境的需求的。由此提出发展模式创新这一艰巨课题。
第三，教育的普及以及文盲率的降低，带来文化的觉醒。按照现在新兴国家的发展速度，预计全世界中产阶层人数的规模到2050年将从现在的15％上升到40％左右。发展中国家政治独立、经济发展和文化自觉运动将进一步削弱西方几个世纪以来在非西方世界确立的价值和文化优势。国际社会中的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的天平，在向有利于非西方世界、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需要抓住这一带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变化趋势，争取在发展理论和发展知识上的话语权，为人类发展知识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第四，发展问题本质上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全世界治理能力不足的国家有近60个，大部分国家不是国家力量太强，而是太弱，西方式选举政治的简单移植不是强化了国家能力，而是削弱了国家能力。探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课题。随着人类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到2050年左右，那些依赖单一资源出口的、经济结构单一的国家可能会成为资源枯竭型国家。疾病、瘟疫、灾难、粮食短缺、水资源匮乏、资源枯竭等均可成为挑战许多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因素。资源枯竭型国家和制度创新能力衰减的国家的出现，还将带来已有城市和文明中心出现转移的可能。
第五，发展问题同样是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人们过去习惯性认为只有发展中国家面临发展问题，而发达国家则没有这个问题。实际上，贫富差距和发展不平衡同样是发达国家面临的突出问题。基础设施老化、城市的衰败、外来移民的边缘化、种族歧视、工业竞争能力的下降、福利制度危机等等，正在成为21世纪困扰发达国家的难题。
联合国千年发展议程和可持续发展议程
发展问题一直是联合国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2000年9月，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世界各国领导人就消除贫穷、饥饿、疾病、文盲、环境恶化和对妇女的歧视，商定了一套十五年的规划目标和指标，意在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普及小学教育，促进男女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利，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产妇保健，与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作斗争，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通过全球合作促进发展。这些目标和指标被置于全球议程的核心，统称为千年发展目标(MDGs)。千年发展目标——从极端贫穷人口比例减半，遏止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蔓延到普及小学教育，所有目标完成时间是2015年。
2015年，联合国对千年发展目标进行了评估，同时面向未来15年，制定了新的发展议程，也即可持续发展议程（SDGs）,新发展议程包括１７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１６９个具体目标，各国承诺努力使新议程到２０３０年得到全面执行。１７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涵盖消除贫困与饥饿、健康、教育、性别平等、水与环境卫生、能源、气候变化等。其重点是：消除贫困和饥饿，促进经济增长；全面推进社会进步，维护公平正义；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可持续发展。正如新议程序言中所说，本议程是为人类、地球与繁荣制订的行动计划。它还旨在加强世界和平和增加自由，顾及各国不同的国情、能力和发展程度，尊重各国的政策和优先事项，得到所有国家的认可，并适用于所有国家。例如，第一个目标是“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穷”，下设７个具体目标，其中第一个目标就是到２０３０年，在世界所有人口中消除极端贫穷，而极端贫穷则被定义为每人每日生活费不到1.25美元。
如何在发展水平不一的全球各地实现这些可持续发展目标，可谓新议程的关键。新议程预计，实现上述目标需要数以万亿美元的资金。发达国家及时、足额提供官方发展援助非常必要。在筹资方面，新议程要求发达国家充分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承诺。在贸易方面，新议程提出大幅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尤其是到２０２０年使最不发达国家在全球出口中的比例翻倍。
任何行动计划关键在于落实和执行，无论是千年发展议程还是新的可持续发展议程，都要依靠各国国内落实和国际合作。中国在这方面为世界树立了一个榜样，其中一个重要经验就是中国政府能够持之以恒地一步一步地完成发展目标规划的要求，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制度体系的稳定和高效。中国基本完成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也必定能够在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上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创立国际发展知识研究中心，为世界贡献来自中国的发展知识
2015年9月2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并发表题为《谋共同永续发展 做合作共赢伙伴》的重要讲话。习主席在讲话中提出，中国将设立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同各国一道研究和交流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
有效的经验、概念化过程、组织化推广，是一个国家能够为国际发展和全球治理贡献知识类公共产品的过程。在发展和国内治理上，新中国积累了许多经验。比如，中国国内发展中的对口援助模式；中国在经济落后情况下如何在农村完成公共卫生体系的覆盖；中国的社会救助救济方式；中国打破社会科学不可试验的流行看法，在发展中通过试点试验纠正错误积累经验再推广的模式；协商民主是如何提高了中国公共政策决策的科学性；中国的基础设施改善经验；中国降低文盲率的途径；中国改革中的双轨制改进经验等等。好的经验需要上升到理论，这些经验不通过学者上升为可以写进教材的概念化知识，并通过组织化行为推广，它们就是分散的、孤立的，而且随着代际进程，很容易在记忆中散失，缺少被推广、被借鉴、被学习的可能。更有甚者，一旦某些经验在其他国家也存在，并被学者上升为概念化知识在国际上得以推广，自己就失去了此经验的知识专利权。中国现在社会科学中的许多概念来自国外，不完全是中国缺少创造能力，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在现代化起步上晚于西方，我们没有经历过某些发展阶段，自然就没有提炼概念的社会实践素材。但是，中国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与西方是不同的，其自身积累了许多独特有效的经验，超出了西方现代化知识的解释范畴，因而需要智力和努力，从实践到理论，上升为概念化知识，再在文化交流中转化为人类共有知识。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的软实力就是如此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中国公共卫生学之父陈志潜教授于20世纪30年代在河北定县进行了乡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其基本做法后被概括为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的“定县模式”。1958年到20世纪60年代末，在缺乏人力财力基础上，中国农村能够建立起广泛的卫生保健体系，陈志潜的贡献功不可没，其模式还被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认为不仅适宜中国，而且适宜推广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可见，经验无处不在，但要通过智力创造，将其概括为广泛接受的概念并成为专利，才具有促进本土知识向共有知识转化的可能。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和国际发展知识中心都是中国领导人在重要国际场合宣布成立的。随着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启动，全球发展将从减贫目标走向更高级别的发展，设立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的任务是同各国一道研究和交流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总结中国的发展经验，使其理论化、系统化，同时尽可能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参考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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