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全社/ 文（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教授）
以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总统上台为标志，世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正在回潮。在此背景下，世界需要更多有责任感的国家领导人站出来，承担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持续推动世界一体化进程和各国之间的共融、发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日内瓦万国宫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就充分体现了中国国家领导人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在世界一体化的趋势下，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一道，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使命与核心就是提供符合时代要求，能够满足全球治理，带动全球共同发展的全球性公共产品。中国要充分利用其文化优势、经济发展优势和制度优势，深度参与全球性公共产品的供给，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绿色低碳”的世界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系统的全球性公共产品作为支撑。这一系统包括文化、制度和基础设施三大类公共产品，其目标在于促进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理解、交流和共同发展，最终实现世界大同的人类梦想。文化性公共产品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灵魂和前进的指向标；制度性公共产品是人类合作的基本规则和公共平台；基础设施类公共产品是推动世界走向一体化，促进人类进行交流和融通的物质平台。文化性公共产品为制度和基础设施类公共产品供给注入灵魂和活力，决定了人类制度和基础设施类公共产品供给的内容；同时，制度性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类公共产品的完善将为世界人民之间的交往提供更为便捷的手段和渠道，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不断加深彼此的理解，推动相互之间的交流，文化类公共产品的内容及其形式也会因此得到极大的发展和进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更为有益的指引，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人类的“全面发展”。因此，这三者均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不可或缺的内容，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的生生不息以及进入20世纪后期以来的再次腾飞，为世界提供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典范和样板。中国完全可以凭借其文化、经济发展及制度优势深度参与全球性公共产品的供给，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系统的公共产品。首先，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发展史，可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拥有持久生命力的文化性公共产品。在人类历史的“轴心期”，中国诞生了孔子、老子、墨子以及其他的哲学流派。历经数千年的发展，为中国和整个世界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营养。尤其是孔子，被德国著名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尊为与苏格拉底、佛陀、耶稣同列的人类“思想范式的创建者”；老子则被其称为“原创性形而上学家”。孔子与老子、墨子等中国哲学家的思想不但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和演进奠定了基础，而且在人类价值观日益混乱和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在推动全球治理、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等方面都可以提供源源不断的智慧和力量，为全人类所用。中国文化的深厚积淀以及其应对现实问题，解决现实问题的力量和智慧也在逐步显现。其次，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与世界各个国家的贸易往来日益密切，这在客观上要求中国主动参与全球基础设施类公共产品的供给，进一步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世界人民在贸易领域的互联互通，以此来带动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发展，共享全球经济发展的红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近些年来，尽管中国增速有所放缓，但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达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和动力源。非但如此，中国在扶贫减贫方面的成效也为世界所乐道。中国的经济改革政策受到世界许多国家高度评价，被认为是可供各国借鉴的“范例”，这进一步扩大了“中国模式”的世界影响。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与世界各个国家的经贸联系越来越密切，必将在未来全球经济贸易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自2010年以来，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商品进口国。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创下1456.7亿美元的历史新高，首次位列世界第二。因此，中国的发展已经在客观上成为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引擎。中国深度参与提供基础设施类公共产品，是在经济发展领域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实质性一环。再者，世界多元化的特征和纷乱的政治格局，需要强有力的领导者和相对集中的决策机制，以提高全球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讲，公共产品供给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根除“搭便车”的行为。强有力的领导和较为集中的高效的决策机制是提供全球性公共产品的有力保证。中国的制度优势可以为此提供有力保障。经过近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建设了强有力的国防，保持了国家的稳定与持续发展，这充分证明了中国具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为破解公共产品供给困境提供了重要前提和基本保障。这和世界上那些因转型而引发经济减速，甚至带来严重社会动荡，让人民陷于水深火热的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快速而稳定的发展充分证明，在人口众多、需求多样化的现实世界中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决策和领导机制对于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
总之，复杂多变的世界需要中国文化的指引；混乱的世界格局以及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回潮需要中国这样强有力的领导者；日益密切和不断增长的贸易交往呼唤中国提供更多的基础设施，带动世界人民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共享世界经济发展的成果。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应利用其文化、经济发展和制度优势，深度参与全球性公共产品的供给，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性公共产品的基本思路是：利用其独特的文化和制度优势，将巨大的经济发展优势转化为民族的创新能力，全面深入参与全球性公共产品的供给，为构建持续和平、绿色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示出自己独特的价值。具体来说，就是要以中国文化为指引，以人类的发展福祉为最高理念，以推进全球经济发展，实现人类实质性自由为主线，以基础设施类公共产品供给为主要内容，来推进制度性公共产品的配套供给，促进人类的合作与共同繁荣。
首先，中国可以为世界提供优质的文化类公共产品。中国文化是一个多元开放的文化系统，而非单一静态固化的概念体系，对于推动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复杂多变的问题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中国文化体系不仅包括了儒家文化所体现出来的伦理理性主义（对道义、秩序和和平的维护），同时还包括孟子“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道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观，墨子的“兼爱”精神，以及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治主义。这些思想不仅为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持续发展提供了精神滋养，也必将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绿色低碳”的世界提供独特的文化支撑。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成为全球性的公共产品，应拥有开放的心态，不惧同其他文化的碰撞和交流。在内容上要注重传播其在治国理政、维护社会秩序以及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世界大同方面的普世价值和理念。这些都是目前世界动荡格局下亟需和稀缺的文化类公共产品。要在碰撞和交流中发展中国的文化，使之拥有持久的活力和生命力。
其次，中国应利用其经济发展的优势，在基础设施类公共产品的供给上发挥积极作用。基础设施类公共产品不仅包括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也包括通讯设施、互联网、软件平台类等基础类公共产品。在建设过程中，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理念，分清轻重缓急，逐步推进。首先要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亚太近邻、未来人口和经济增长潜力较大的区域国家之间的合作，共同建设迫切需要的基础设施，带动中国和合作对象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共同发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注入实实在在的力量。
再者，中国应充分发挥其制度优势，深度参与全球制度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性公共产品包括人类国际合作决策机制及各类产品标准的制定两类公共产品。前者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国集团以及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性组织、论坛机构等；后者包括诸如通讯标准、卫生标准、政府数据统计标准等人类社会交往需要的工业和社会生活标准制度等。对前者而言，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良好发展，中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力逐步显现，中国要在人类合作决策机制的建设上注入中国元素，推动建立高效的合作决策机制，以便有效应对人类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不确定因素，建立起稳定、有效的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合作新秩序。在工业和社会生活标准制度类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则要鼓励中国企业和专业团体不断创新，积极参与国际合作，适应世界各国人民融通发展的需要，在标准制定方面做出中国应有的贡献。
在全球性公共产品的供给途径上，中国要将其经济发展优势转化为创新能力，将更多的公共财政资金投入教育和科技领域，加强与世界的交流，培养出更多具有深厚人文素养的外向型人才，积极参与全球性公共产品供给。此外，中国在基础设施类公共产品和工业和社会生活标准类制度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在政府发力的同时，应大力支持和鼓励各类民间团体、智库以及企业积极参与全球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这同样是“民间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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