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钧剑是我和夫人寿瑞莉的老朋友，他拜沈鹏为师学习书法。在送给我的散文集《不如不见》中，郁钧剑记载了他和沈鹏交往的一段趣事：
他与沈鹏认识后，受邀到沈鹏的“介居”一聚。有来无往非礼也，郁钧剑提出回请一次。商议时，沈鹏说，自费吃饭，以节约为好，不要追求高档。郁钧剑尊重沈鹏的意见，但觉得如果选择太低档次的餐馆，又缺少了点“情调”，于是报出一些中档的餐馆。沈鹏选中了北京的“大阪徐园”，说这块牌子响。恰好郁钧剑在日本真正的大阪徐园吃过，觉得不错，因此十分赞同。
然而，请客那天，沈鹏和郁钧剑从走进大阪徐园的那一刻起，就不得不无奈地不断重温“名不符实”的成语。要盘汾蹄，却不上配料，要碗玉米羹，却没有放盐。郁钧剑自觉狼狈尴尬，反而沈鹏不停地安慰他：“就当吃个名气，就当吃个名气。”
因为知道这层关系，我就托郁钧剑向沈鹏索要签名书法集。2010年4月24日下午，郁钧剑让人送来了一本签名的《沈鹏书古诗十九首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2月第一版）。
沈鹏是江苏江阴人。冯其庸曾在《题沈鹏书“江阴颂”诗帖》中说：“江阴可颂者有三：一曰大江浩荡，清流扬波，势扼天险，地拥良畴，可工可商，举国首富，得气之先，得地之利，此可颂者一也。二曰江阴民性强毅，铁骨铮铮，不降其志，不屈其节，大义凛然，青史烈烈，迄于抗战，浩气贯日，此可颂者二也。三曰江阴素称人文之邦。在明有地理学家徐霞客，在清有大词人蒋鹿潭，在晚清有大学问家大藏书家缪荃孙，在民初有刘半农三兄弟；书法于唐则有怀素草书碑，于今则有全国书协主席沈鹏，后先辉映；且唐宋以来名人多所题咏，此可颂者三也。”无疑，沈鹏的书法艺术与故乡的山川民性有很好的契合，不但他的书写风格飘逸洒脱，平时也对飘逸洒脱的书写内容有所偏爱。古诗十九首就因其“情真意切、朴茂无华”，素为沈鹏喜爱。他蓄意已久，终于以书法长卷的形式把这十九首古诗写成，自己也颇为安慰，在附诗中，沈鹏说，“我书十九首，生年不共时。上下二千载，墨迹和泪垂。何以慰游子，报与明月知”。
《沈鹏书古诗十九首》以折页的方式，将沈鹏的书法长卷一气贯通，既可以逐页评赏，也可以展开来一览全貌。在该书的跋中，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暨紫禁城出版社社长王亚民借用《文心雕龙》“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的说法，认为沈鹏的笔墨间传达出“怊怅切情”的感觉，“那是一种若有所失、若有所求，却又难以明白表达出来的感情”。能够运用笔墨传达复杂的感情，这是只有大艺术家才有的艺术功力。王亚明认为，书法有三种境界：一是手写，二是脑写，三是心写，而沈鹏的长卷，“乃心写之作”。
在这幅长卷中，沈鹏根据古诗的内容，或行书，或草书，或楷书，或行楷相间，但又形成完整的整体，反映出沈鹏艺术风格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我在欣赏这幅长卷时感到，无论是行书、楷书，还是行楷相间，都有一种趋向草书的气势，仿佛有一个草书的灵魂盘根错节在沈鹏的行书与楷书之中，跃跃欲试地想振翅高飞。而草书，也的确是沈鹏作品中最受书家称道的书体。
沈鹏是全国政协委员。2007年两会期间，会务组编选了《名家书画》向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赠阅，开篇就是沈鹏论述草书的语录15则，很受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认可和欢迎。其中，沈鹏强调草书的运动感，他引古人的话说，楷书如立，行书如走，草书如奔；如果把草书比为文学中的诗歌，那么张旭、怀素就是诗歌中的屈原、李白，达到了浪漫主义的高峰；发展到今天，草书的审美价值远远超越了其实用价值，书法家从事的创作活动，已非一般意义上的“写字”，而是“艺术创造”；不能说草书已经达到顶峰，无可前进了；写狂草不容易，但要有人敢于涉足，尤其是中青年书法家，要解放思想。这些观点，对我理解草书、欣赏草书，都有很大启发。
沈鹏有一篇著名的文章《传统与“一画”》，发表于《中国书法》2003年第六期上。在这篇文章中，沈鹏借用明末清初著名画家石涛“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的观点，指出“一画”是线；比之绘画，书法中的线条具有纯粹抽象、独立的性质；所有的字都离不开线条；线贯穿于全部书写之中，由一画、二画、三画以至万画；线在运动中发展、丰富，实现完美的篇章；要深入到线条的本质，再去体会线条的一画扩充到万画的丰富多样性，我们会惊奇地发现线条的多样丰富性不但在“万画”，恰好就在“一画”之内。
品读了沈鹏的书法理论，再去欣赏沈鹏的书法艺术，我发现，整个古诗十九首长卷的酣畅淋漓、一气呵成，实际上也是从“一画”幻成“万画”又“万画归一”的辩证过程，是笔墨线条的卓越而空灵的舞蹈。
熊光楷 上将，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国防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等院校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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