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来，在世界历史的风雨历程中，中国以自己卓尔不群的个性和独特的风貌，以举世瞩目的成就，健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引起世界上不同视角聚焦中国，“北京共识”、“中国崛起”、“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奇迹”、“中国故事”等概念相继提出。国外致力于“读懂中国”的观察家、评论家大量涌现。2011年5月，总部设在美国的“全球语言监测机构（GLM）”公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1世纪十大新闻中，“中国崛起”高居榜首。
英国《独立报》发问：“巨龙醒来：中国，这是怎么回事？” 美国学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说：“中国超出了每个人的期待，外国人开始用新的眼光关注中国。”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说：“重新审视中国的时候到了。”
一、“对苏联发展道路的突破与超越”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道路不同于冷战结束前苏联的发展道路。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国家制度和经济运行模式曾创造过经济奇迹，使苏联成为可与美国相抗衡的世界超级大国。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曾深刻洞察到：“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可以说与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很相似。两大方案都是为应付令人痛苦的危机——美国胡佛时期的大萧条和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停滞——而设计的”，但罗斯福“是幸运的”，他挽救了资本主义；戈尔巴乔夫则“是不幸的”，他造成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崩溃。关于戈尔巴乔夫反“危机”的功过是非，基辛格评论说，戈尔巴乔夫押赌自由化，必然失败，他要求苏联进行做不到的改革，加速推动了他代表的制度的灭亡。他的改革是共产主义自我毁灭的改革，他摧毁了共产党，推动了把他送上权力宝座的那种制度的覆亡。
尽人皆知，建国后，中国一度沿袭过“苏联模式”，但中国在实践中也清醒认识到“苏联模式”的弊端。在苏东剧变11年前，中国共产党人果断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抉择。1991年12月26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解体，20天后，即1992年1月17日，邓小平开始了他超乎寻常的“南巡”之旅。邓小平在“南巡”中就世界及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发表了一系列振聋发聩的谈话，这些谈话是确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奠基之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确立，是石破天惊的伟大创举。俄罗斯《红星报》曾发表文章说，中共提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苏联由于没有进行这样的改革而解体。
二、“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道路”
中国道路又是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全新的现代化道路。30多年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接近10%，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一，外汇储备世界第一。4亿中国人摆脱绝对贫穷，被称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先例。中国用占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实现了人民生活从贫困到温饱再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2011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5000美元，达到世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在如此短的时间、在这样大规模的国家推进现代化的先例，“中国奇迹”创造了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经济实力提升最强的记录，“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国家成就的篇章”。
这是一条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代化道路。它打破了“欧洲中心论”、“欧美模式主导论”，开辟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途径。正如英国著名学者马丁·雅克所言，中国发展道路与西方有着根本不同，中国的崛起是一个新“现代化模式”的崛起，“那种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现代化，即西方现代化的观点，是一种谬论”。葡萄牙驻华大使若泽·塔德乌·苏亚雷斯说：“我们正在见证的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绝无仅有的发展历程。”
三、“在金融海啸中彰显制度优势”
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人们在历史与现实层面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在两种制度主导下不同发展模式的思考。金融危机成为考验各类政治制度、发展模式的试金石。金融危机肆虐全球之时，中国以其制度的优势，快速、果断地采取一整套措施，成功应对金融危机冲击，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2008—2009年间，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的关注持续升温，国际上围绕中国模式的文章超过过去10年的总和。对于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出色表现，国际社会一直在追问：中国为何有这么快的反应能力？这种能力的来源是什么？
英国《卫报》载文称，“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发展，没有什么比中国与欧美间的对比更鲜明的了。中国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与以投资为主导的刺激措施相结合的方式，在金融危机的4年中，年均增长率超过9%。面对如此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如此巨大的生活条件的改善，合理的反应应该是对之进行大量研究，从其成功中找出我们所要学习的东西。”牛津大学教授阿什撰文说，美式自由市场经济正被乌云笼罩，与此同时，中国模式前途更为光明。美国共产党经济委员会委员瓦蒂·哈拉比指出，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不是一种偶然或无法解释的现象，而是更多得益于其缜密的经济和社会规划，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澳大利亚原驻华大使芮捷锐曾撰文说：“中国共产党应对金融危机，行动快速而坚定。这不仅有利于中国自身的复苏，也有利于全世界经济复苏。我给中国打出很高的分数。”
四、“创造并丰富了人类文明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人类文明新境界，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实现了邓小平的预言：“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
世界有识之士高度评价中国道路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基辛格认为，“中国发展模式对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埃塞俄比亚执政党埃塞人民革命民主阵线评论说：“中国全面发展为世界经济和人类文明发展模式多样化作出了贡献，使‘历史终结论’和‘世界上只可能存在一种发展道路’等西方论调失去市场。”提出“北京共识”的雷默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榜样。”巴基斯坦前总理吉拉尼说，“中国发展模式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腾飞树立了榜样，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腾飞的希望。”墨西哥知名经济学家恩里克·彼得斯评论说，中国的发展是一个“伟大的成功”，“史无前例”，应“成为墨西哥和整个拉美学习的榜样”。塞内加尔总统瓦德说：“不仅是非洲需要向中国学习，西方也有很多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认为，“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
五、“归功于中国共产党”
中国道路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国外的许多中国观察家将目光转向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归功于共产党”。拉美许多国家的政党表示，“中国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是因为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党政要对中国坚持走自己的道路表示敬佩，“这使得中国没有像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落入西方‘民主陷阱’”。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沈大伟、牛津大学教授亚当·罗伯茨等认为，为中国指引前进方向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共不同于苏共，中国的改革不同于苏联，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国外一些政治学家认为，与时俱进的“变革创新”是中共领导中国成功所在。印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巴斯卡·罗伊说，“中共每一项政策出台都建立在实践基础上，僵化的意识形态理论在中国已经没有市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党认为，“中共以理论突破指导改革，以切实可行的观念为先导，以改变落后现状的信念为动力，将改革引向深入，这是中共改革成功的力量源泉。”加拿大比较政治哲学专家贝淡宁说，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来自于其突出的执政成就和人民的拥护，“中共及其领导层一直把消除贫困、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视为第一要务，满足了广大民众的核心诉求。中共的最高领导层获得民众的普遍尊重和认同，从而帮助中共提高了自身权威和合法性。”
六、“独特的民主政治发展之路”
国际社会热议中国道路，并非齐唱赞歌，而是掺杂着各种误读甚至偏见之音。有的认为，中国只有经济改革与发展，没有政治改革与进步；有的按照西方标准对中国道路作出简单化误读，认为中国道路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制度，而这种发展基础“不合理”；西方还有一些右翼政党、政客把中国道路解读为“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和政治上的集权主义”，即所谓“国家资本主义”。
但是，国际上有眼光的政治家、学者对上述议论进行了极有说服力的反驳。他们反对“断裂思维”，将眼光深入到“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政治制度层面，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是紧密相连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哈里·哈丁说，在发展目标上，中国道路强调经济发展、稳定和人权平衡发展，但人权含义东西方不同。大量评论认为，中国道路的合法性不仅是建立在高速的经济增长上，也是建立在长期有效的政治制度基础上，中国模式是多元的、广泛的。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中国大趋势》中将中国式民主概括为“纵向民主”，他说，“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理念与方式在过去30年中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转变为吸纳民众自下而上参与的执政党”，“中国的纵向民主是建立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的平衡上”，“两者的合力”促进了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最后的“判断权在人民手中”。德国中国问题专家桑德施耐德说，“中国发展的成功和失败其实只有‘一线之隔’，走错一步，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而这其中的关键一点就是‘保持稳定’”。美国学者爱德华·弗里德曼曾在《韩国时报》上撰文指出：“中国的政治制度不仅使其游刃有余地化解国际事务危机，而且，‘中国道路’甚至应当被认为高于西方民主制度。”
七、“包容开放之路”
中国道路是中华文明、中国国情、人类文明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包容性、开放性。
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中国对不同文明兼收并蓄，认为中国道路具有中国特色，但不排斥同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谋发展。美国一些学者把中国道路归功于“一大A四小a”，大A是“能力”（Ability），“四小a”分别是“积累能力”（accumulation ability），“吸收能力”（assimilation ability），“包容能力”（accommodation ability）和“应变能力”（adapt ability）。法国前驻华大使、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康拉·德赛茨和新加坡学者认为，中国自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能够平安地与资本主义市场这只“狼”共舞，并创造出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奇迹，使全球惊讶与羡慕。德国左翼党认为，中国道路及其理论体系，“融和了人类不同文明的成果并吸纳了不同的思想理论”。中国周边一些国家的政党政要认为，从中华文明中揭示出今天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善于从中国历史经验教训中认识中国发展和社会进步规律，中共的政治理念和执政方式，也体现了东方国家政治文化的独特性。
八、“和平发展之路”
中国道路能否与世界其他政治制度、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平相处？国际有识之士也做了肯定的回答。
埃塞俄比亚执政党认为，“‘中国道路’不仅改变了中国，而且改变了世界。中国成为东半球经济快速发展和文明的象征，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巩固和发展了世界和平与稳定。”美国前驻华大使芮孝俭认为，与历史上其他大国不同的是，中国并没有发展一套把扩张主义正当化的理论，反而在吸取其他大国崛起的历史教训后，在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提出了“和平发展”的政策理念，使本区域国家和全球感到安心。英国公共问题研究所所长布朗德认为，中国发展壮大对世界不是一种威胁，相反，是过去两个多世纪以来对世界民主化进程最大的贡献。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党及智库学者认为，中国模式之所以被称为奇迹，是因为和历史上其他国家崛起相比，中国没有对外掠夺、殖民，没有战争，打破了“国强必霸”的老路，中国与世界各国不是“零和”关系，而是互利共赢，“中国对世界不是威胁”。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理查德·哈斯说，“中国向世界只输出计算机，不输出意识形态。”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曾说过，美国人已经认识到“中国不同于过去的苏联”，中国既不谋求传播“激进、反美的意识形态”，也不认为自己要跟资本主义进行“殊死搏斗”，“最重要的是，中国并不认为它的未来取决于推翻国际体系的根本秩序”。
九、“中国道路在发展中”
在全球视野中回望、比较、透视中国道路，可得出以下基本结论：中国道路是既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又坚持改革创新之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确立，是对苏联发展道路的突破与超越；中国道路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道路，不是西方或任何发展道路的照抄照搬，创造丰富了人类文明成果；中国道路经受住全球金融海啸的洗礼与考验，显示出自己的制度优势；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立足国情，借鉴人类文明发展经验教训艰苦探索、英勇创造的复兴之路、富强之路、幸福之路，这是这条道路能够成功的秘诀；中国道路是全方位发展进步之路，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整体；中国道路是包容开放之路，它以海纳百川的境界，吸取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与时俱进地进行变革创新；中国道路是和平发展之路，它打破“国强必霸”的强国逻辑，倡导和谐世界、共同繁荣，不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不替代任何发展模式，不威胁别的发展模式；中国道路成就辉煌，但并非完美无缺，不回避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来自内外的多重挑战，永远在发展完善中。面向未来，中国道路将以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
（作者为《瞭望中国》杂志社执行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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