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前总理、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现任主席陆克文最近撰文：《2017年世界面临十大挑战 中国必须应对》，主要观点综合如下：
从特朗普执政之初的几周，我们可以看到全方位的不确定性与日俱增：普世价值模糊了，世界秩序在重构。世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也在2016年末达到过去16年来的最高点。2017年世界面临将十大挑战。
挑战之一：特朗普政府的未来政策方向
即便如我们这般近距离观察中美关系，也几乎没有人能清楚指明特朗普政府的未来政策方向。然而，从其执政之初的动向，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坚定施行其竞选口号，无论那些口号有多么极端激进。观其言，可以看到特朗普的一些一以贯之的核心信念。
首先，特朗普大体上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我认为“民粹主义”一词不足以解析特朗普的本性 —— “让美国再次伟大”从根本上关乎美国民族主义的重生。
第二，无论世界上其他国家对美国有何期许，特朗普一定专注国内，尤其是国内经济 —— 这极可能占用他绝大部分时间 —— 这是他最得心应手的领域，也是与支持他的庞大选民最直接相关的。
第三，特朗普是贸易保护主义者。纵然共和党主导的国会会抵制其保护主义倾向，但在美国民众中其保护主义则大有市场。
第四，特朗普对中国的一些预设立场比较消极。
第五，特朗普将尽一切可能使美俄关系正常化。
第六，特朗普认为，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挑战是全球伊斯兰恐怖主义。
最后，他对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与其根本性民族主义议程的兼容性深表怀疑。他对于联合国的苛责可能只是其针对多边体系的众多攻击之一 —— 他对WTO的态度，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态度，也相去不远。未来在这些多边框架下，只能依赖其他利益相关者在全球领导与治理中扮演更为重要角色。
挑战之二：美俄关系能转好吗？
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务实派都对此存疑。但美国的新总统作了一个简单的结论，俄罗斯不构成对“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一议题的长期威胁，因为俄罗斯无力挑战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 —— 但中国的崛起确实对此构成了挑战。
此中也有不确定性，主要来自涉及俄罗斯的美国情报丑闻，是否会导致特朗普政府开始“纠正”目前外界广泛预期的美俄关系正常化进程。
如果“正常化”进行下去，我们则应一方面仔细观察特朗普已经开始规划的，关于“以解除制裁换取与俄罗斯达成新的核协议”等交易;另一方面看其结束叙利亚战争和更有效地处理全球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可能性。
挑战之三：中美关系的未来
就任美国总统前几个月里，特朗普先后就“一中政策”、“南海”、“朝核”、“网络攻击”和“贸易和货币操纵”等五个核心问题对中国发难。
与以往不同，这些咄咄逼人的言论超越了选战本身。尽管双方已有接触，但这些问题在特朗普执政之后仍不明朗。当然，特朗普上台后首次与习近平先生通电话表达出一些缓和信号。
问题在于，若美国当真就“一中政策”大做文章，逾越政治门槛，以此威胁中国在其他议题上作出让步，中美关系可能将以无法想象的速度跌入“深水区”。众所周知，“一中政策”是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所奉行的根本原则，但特朗普此前似乎只将“一中政策”看做可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之一。
此外，我还担心两国外交机制对冲突升级的管控能力，因为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可能影响正常关系的理性管控过程。更广泛地说，特朗普有着解读美国大众政治情绪的敏锐耳朵，可能在不断增长的长期反华情绪的风口浪尖上做弄潮儿，这种情绪跨越了美国政治、社会和经济所有要素。而这种情绪也可能远远超出外交政策精英的想象范围。
挑战之四：华盛顿、莫斯科和北京战略三角关系的未来
特朗普对俄罗斯和中国双方的政策偏离是历史性的。一方面，特朗普一直坚持“与俄罗斯关系正常化”、将俄罗斯确定为长期战略合作伙伴，颠覆了1945年以来美国总统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的正统观念。另一方面，特朗普在中国问题上的态度也旁证了他的特殊性和不可预测性。
所以说，未来一年中巨大而未决问题之一就是，我们是否会看到特朗普激烈的政策立场变化，导致1972年尼克松和毛泽东制定的战略框架——即中美战略通融反对共同的意识形态、政治军事敌人前苏联——发生变化。
我们首先要问：与特朗普政府的关系正常化，会使普京在与北京的交往中得到新的政治和战略机会吗？我们要考虑到中俄关系中的一些因素，包括俄罗斯对其远东地区战略脆弱性的认识，以及中俄在中亚战略影响力“大博弈”的延续，以及俄罗斯希望中国加大对其资金支持而未得到满足——一些俄罗斯人认为中俄关系天平存在某种不平衡。
第二，如果俄罗斯试图朝着扩大对北京战略偏离的方向前进，中国将采取什么反制措施来制止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这种战略调整？
第三，普京以敏捷外交著称，他很有可能会寻求将俄罗斯置于一个与北京和华盛顿等距的战略“摇摆位置”。这些都在未来华盛顿、北京和莫斯科三角关系中构成了若干的，如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所言“已知的未知数”。简而言之，1972年后的中美俄战略秩序的最基本部分的确已经不再固定，而开始流动。
挑战之五：朝鲜及其核野心
我认为朝核问题是亚洲今年面临的最迫切的安全挑战，没有之一。这个判断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朝鲜的核技术和导弹技术已经达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程度(包括最近的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公开陈述的目标就是直接核威胁美国本土，而美国军方也已经在以“朝鲜具有此战略意图和核打击能力”为假想进行准备。
当下对朝鲜的制裁以及外交孤立显然是不足够的。下一步的核心在于中美能达成应对朝核问题的战略协议，形成可以牵制朝鲜的新战略筹码，并重启对话。纵然朝鲜以及美国共和党内的强硬派对此可能不满，但新的战略筹码是至关重要的(哪怕不能立即重启对话)，因为其关乎区域安全的根本，也关乎着世界安全。
挑战之六：全球贸易和经济
秩序的未来
如上所述，特朗普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和一个贸易保护主义者。然而，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代表了对历届美国政府自1944年关贸总协定缔结后一贯政策的历史性背离。
如果我们接受“战后全球贸易一直是全球经济不断增长、贫困减少和个人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主要贡献因素”这一逻辑，那么贸易保护主义的回归必须引起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
特朗普针对中国的贸易战、货币战的“威胁”若得到执行，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深刻的影响，并很可能导致世界上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之间以及它们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增长减少，以及贸易与投资的流动减少。
我们熟悉了特朗普对TPP和NAFTA的立场，美国对RCEP和FTAAP的态度也是可以预想的。美国退出TPP谈判之后，亚太地区的贸易格局将发生怎样的变化？RCEP是否有望达成？其目标贸易标准是否会有所提高？面对这些问题，区域及全球贸易体系的未来仍是未知的。
我们面临的核心挑战在于，鉴于特朗普的民族主义立足点，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选择，和以他的“交易艺术”为基础的所谓美国“新双边主义”战略，战后贸易秩序的未来目前靠世贸组织维系着，将来完全可能悬而未决。坦率地说，如果美国对世贸组织的一个缔约国采取单方面行动，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被美国新政府置之不理，那么整个全球贸易体系离分崩离析就不远了。同样，关于货币战争的可能性，我们必须考虑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货币稳定的脆弱共识，以及目前委托给20国集团的金融稳定委员会的金融监管改革议程。
我们必须注意，目前支持国际贸易、投资、资本流动和货币管理的体制安排一旦解体将会发生什么。我所担心的最坏情况甚至是，在未来几年会有形形色色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沉滓泛起沉渣泛起。对于了解经济史的人来说，在20世纪30年代的黑暗十年里，斯姆特-霍利关税对于美国或世界其他地方的影响并没有完全结束。
挑战之七：欧盟和北约的未来
对欧盟和北约未来的判断需考虑英国脱欧，法国和德国即将到来的选举，以及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地缘政治调整等因素。我认为过早达成“欧盟正在不可逆转地衰落”的时髦结论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如果菲永(或除勒庞外其他候选人)和默克尔获胜，那么法国和德国相加就有足够的力量来继续捍卫、推进和重塑欧洲。
挑战之八：亚洲各国对特朗普的反应
特朗普政府对亚洲其他国家意味着什么，特别是日本、印尼和印度，包括印巴关系的未来轨迹？
在TPP问题上，安倍在国内丢尽了面子；但特朗普与安倍也刚刚在美国长时间见面会谈；美日之间接下来的互动走向何方？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国家，印尼将如何应对特朗普的反穆斯林态度和政策？
在美国对中国(推及中国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巴基斯坦)的政策立场发生变化时，印度将是否及如何推进与美的战略与经济关系？
这些问题都值得关注。
挑战之九：耶路撒冷与第三次起义
伴随着巴勒斯坦当局的崩溃，在以色列发生第三次为耶路撒冷起义的可能性也在不断增加。如果特朗普政府有任何决定，将以色列首都正式迁到耶路撒冷，并正式撤销两国方案，会发生什么？这也值得我们关注。
挑战之十：西方自由民主工程的未来
最后一个挑战是由于特朗普对联合国及国际多边系统的态度，依托联合国(包括安全理事会的权威)的整个全球地缘政治秩序的未来是什么？
我们看到西方自由民主工程的继续解体，政治中心崩溃，极左极右势力快速崛起及反全球化。
随之而来的将会是对全球化本身的更全面否认，还是以人的尊严和社会稳定为中心的对全球化的转向与调整？这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以上所列十大挑战的题中应有之义便是：我们应该如何是好？这些挑战直指国际秩序的根本。这些挑战对大小国家一视同仁。然而，这些挑战并非不可避免。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部分，这些挑战也是中国必须面对的。而如何面对这些挑战，将充分体现中国的世界愿景和全球领导力。
(本刊记者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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