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转折：美国预言（The Fourth Turning: An American Prophecy）》作者之一的尼尔暫溃∟eil Howe）认为，现任白宫首席策略师史蒂夫暟嗯⊿teve Bannon）的世界观，是受了这本书的启发。
该书认为，美国历史在一个长约80年的周期中循环运行，每一个周期包含四次转折，而每逢第四次转折都将面临危机。
而美国在2008年进入本周期的第四次转折，趋势的进一步加深可能引发另一次金融危机或大型武装冲突，将激发公众舆论并迫使领导人采取更果断的行动。
美国历史上每一次卷入全面战争都发生在第四次转折，没有一个周期的第四次转折是无战而终的。
我在1997年与William Strauss共同写了这本书。班农的确深受其影响。班农2010年编剧和导演的纪录片《零世代》（Generation Zero），即围绕这本书的理论，认为美国的历史是周期运行，每个周期大约持续80年，即大约四代人。每一个周期都含有四个转折，而每逢第四次转折都将面临危机，一个结束前一时代并引领下一时代的灾难性危机。前三次分别是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和班农本人并不是很熟。我已经与他合作过几部纪录片，包括《零世代》，多年来。我对他的文化底蕴印象深刻。他的政治观点，虽然很不寻常，但并非不可理喻。当他成为极右翼媒体Breitbart News的执行主席并宣传该网站的观点时，我感到很惊讶。无论我还是2007年去世的Strauss，都从来没有亲口告诉过班农应该想什么或者说什么。但是我们也许给了他一种理解：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权威主义将很快就会抬头，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世界各地。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打算写一份政治宣言，所以对这本书在政坛的受欢迎程度感到惊讶。当“第四次转折”刚刚问世时，支持的大多是民主党人，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书中描述的具有共同意识的乐观主义青年，将引领美国走向进步。然而，另一个教训吸引另一批人：在未来的新时代可能会出现左翼经济学与右翼社会价值的成功合体。
除了意识形态，我认为还有另一个原因使越来越多的人对这本书感兴趣。我们拒绝现代西方历史学家的深刻前提，即社会时间是线性的（连续进展或衰落）或混乱的（太复杂而不能揭示任何方向）。相反，我们认为社会时间是一个循环周期，其中事件的意义也只是哲学家Mircea Eliade称为“重演（reenactments）”的程度。在循环区间内，一旦剥离了外在事件和技术，只剩下往往以固定的顺序重现的有限的社会情绪。
每一个周期都含有四次转折，每个持续约20年，即大约一代人的长度。这些就如反复出现的春夏秋冬。
这个周期的第一次转折是在危机后的“高峰（High）”。在高峰中，政府机构强大而个人主义式微。尽管高度的一致性会使人感到压抑，但社会整体对其共同的走向很有信心。许多依然在世的美国人尚可以回忆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社会“高峰”（历史学家William O’Neill的定义）时期，亦即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的任期。更早的例子是南北战争以后的时期，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业高速增长和家庭的稳定时期，以及刚建国后不久。
第二次转折是“觉醒”，政府机构在更高的原则和更深的价值观的名义下受到攻击。只有当社会迎来公共进步的高潮时，人们才会突然开始厌弃所有的社会纪律，并想要重新获得个人的真实感。依靠信仰而不是工作来得到救赎，是年轻人共同的心声。一个这样的时代产生了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的意识革命。
第三次转折是“解体”，在许多方面这个时期与“高峰”期正相反。政府机构是软弱和不受信任的，而个人主义则蓬勃发展。属于第三次转折的时期有1920年代和1850年代，政府通常弱小无能，社会分离涣散，投机主义盛行。
最后，第四次转折是“危机”，因为感知到国家存亡受到威胁，政府机构将打破重来。如果历史的轮回中没有产生这样紧迫的威胁，第四次转折时期的领导总是可以找到，甚至可以制造一个契机来动员一场集体行动。复兴政府的权威，人们和团体开始作为一个更大的共同社会的参与者。第四次转折将刷新和重新定义我们的民族认同。1945年，1865年和1794年，都是美国历史上的新时代的“创始时刻”。
正如第二次转折重塑了我们的内在世界（价值观，文化和宗教），第四次转折会重塑我们的外部世界（政治，经济和权利）。
在我们的范式中，人们可以设想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段，将动态地类似于过去的某个时间段。我们预计从2008年开始的“第四次转折”中，美国金融市场可能会经历一轮“大贬值”，这将促使美国进入一个与1930年代相仿的时代。
反思我们刚刚经历的十年，我们可能同意这个“现代版1930年代”运作良好。在经济方面，两者都是处于全球性金融危机的阴影下，经济增长都相当缓慢且令人失望，劳动力和资本长期匮乏，投资疲软，并面临通货紧缩的恐惧，不平等程度日益增长，央行对重振消费无计可施。
在地缘政治中，我们目睹了全球孤立主义，民族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地缘战略学家Ian Bremmer说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G-0”的世界中。这也与1930年代相呼应，彼时大国联盟的权威越来越弱，而独裁政权有恃无恐地发展壮大。
在社会趋势中，这两个时期也相当类似：生育率和住房拥有率下降，多代家庭的兴起，地方主义和社区认同的扩散，青年暴力的急剧下降和流行青年文化的青睐。最重要的是，我们感觉到世界各地的选民越来越渴望具有更大的权威，更高行动力和追求结果的领导者，而不是说着各种抽象概念且拘泥过程的人。
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善变和原始的加速时代，自由民主正在减弱。正如正如列宁所说：“有时候几十年里什么都没发生，有时候几周里发生了几十年的大事。每个社会需要定期清除其陈旧，僵化和功能失调的部分，并将已经失衡的财富和权力的重新分配。对于森林，定期的火灾是需要的；对于河畔，定期的洪水是需要的。社会亦然。想迎来一个新的黄金时代，必须要付出代价。
如果我们看看历史的更广泛的节奏，我们有理由被这些趋势鼓舞，而不是气馁。过去几个世纪的英美历史经历了一个相当规律的周期的公民危机，大约每80年或90年，或长期的人类生活的长度。这种模式揭示了在分离殖民地光荣革命，美国革命，内战，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间隔。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人类生命的长度迅速增长，我们结束了我们今天的生活。
美国在2008年进入新的第四次转折，这可能持续到2030年左右。我们的范式表明，当趋向中点时，当前的趋势将进一步加深。
进一步的加深，可能是另一次金融危机或大型武装冲突，将激发公众舆论并迫使领导人采取更果断的行动。世界各地日益增长的区域主义和民族主义可能导致主要政治实体（可能是欧盟）的分裂和敌对行动的爆发（可能在朝鲜半岛，波罗的海国家或波斯湾）。
尽管有重新倾向孤立主义的趋势，美国依然可能卷入战争。我当然不希望战争。我只是做了一个清醒的观察：美国历史上每一次整体卷入战争都发生在第四次转折，没有一回第四次转折是无战而终的。
在2020年代末，第四次转折时期将迎来高潮并结束。将谈判解决方案，签署条约，划定新疆界，也许到2040年代后期将创建一个新的相对持久的世界秩序。也许到2030年代初，我们将进入一个新周期的第一次转折：生育率将反弹，经济平等将上升，新的中产阶级将出现，公共投资兴起了21世纪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有序的繁荣将重新开始。
在新周期的第一次转折或许将成为下一个“美国高峰”。80后将进入领导层，展示他们的乐观，聪明，资质和信心。在2030年代末有望看到第一个80后总统，并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几年之后，这些80后可能又将面临来自更新一代青年的激情和完全意想不到的冲击。
这将是又一次的“觉醒”。历史的循环不会停止，人类无路可逃。
(本刊记者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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