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秉国/ 文（前国务委员）
接近毕业时，川大推荐我们几个各方面表现都不错的同学考“外交学院研究生班”。我原本打算毕业后留校当老师，但既然学校推荐，也就参加了考试，没想到真考上了。当时，大概从全国十几个重点大学招录了50名本科生，分别来自北大、人大、北师大、北京外语学院、南开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西安外语学院、四川大学等高校。据说，全国上千人参加了这次考试，录取方法就是一刀切，按分数把前边50名排出来，再审查这50人当中有没有什么问题，比如政治问题、家庭问题等，然后把不合格的剔除，把第51名顶上，依次类推。我们这50人当中没什么高干子弟，大都来自普通家庭，其中有15人是俄语专业的，很多都来自农村家庭。其中有一批人后来成为了外交战线的骨干。
那时进外交学院就等于进外交部，享受研究生待遇，每月发42元，还有书报费。我感觉到了北京以后，自己的生活条件一下子改善了很多。因为长期营养不足，我的头发一直发黄，但到北京后不久就变黑了。第一次进北京时，我心情十分激动，对一切都感觉非常新鲜。从北京火车站出来，我叫了一辆人力三轮车，车后面有一个小斗，把从成都带来的竹箱放进去。那天天气晴朗，车夫拉着我经过天安门广场到外交学院去报到，路上那个情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进外交学院不久，1965年的某一天，上面突然说，你们学过外语的就别学了，出去搞“四清”吧。就这样，我们被分配到湖南省浏阳县靠近文家市的一个地方去搞“四清”。当时从外交部去了不少人，我和唐家璇、李凤林、张德广等一大批同志，还有外交部翻译室一些干部也去了，当时翻译室叫“翻译队”。我们的大队长是丛文滋同志。我单身时经常去他们家蹭饭。
在湖南搞了大半年“四清”，条件真的是非常艰苦。当时，规定我们必须住在最穷的人家，而且不许吃老百姓家的好东西。与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大家睡一张席子，冬天天寒地冻照样下地一起干农活。我那几个月换过三户人家吃住，条件都差。退休以后，我有时间回到当年搞“四清”的村子，请当时认识的几位老乡吃饭，有人还提起，他曾经拿出四个鸡蛋给“小戴”吃，可“小戴”坚决不吃。那时候，大家都喊我“小戴”。
虽然已经解放十多年了，但是湖南农村还非常穷困，让我这个从贵州山区走出来的孩子都感到吃惊。我们晚上经常开会开到后半夜，然后壮着胆子走夜路，回到寄宿的老乡家里。那一段和湖南老乡共同劳动、生活的经历对于我全面真实地了解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实际情况非常宝贵，它大大增进了我对劳动人民的朴素感情，社会工作能力也得到锻炼和提高。后来，我担任外交部党委书记后，坚持每年都带一批司局级干部下基层，去贫困地区考察国情。我们作为外交干部，必须真切地认识和了解我们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人民，时刻牢记我们在为谁服务，在为什么而奋斗。
我们差不多搞了大半年“四清”后，大概是1966年的三四月份回到北京。那时，“文化大革命”已箭在弦上，北京的政治气氛很紧张，已经开始批判“三家村”了。到5月份，作为工作组成员，我们还被派到北京外语学院。这个工作组由外交部副部长、老红军刘新权同志带队。工作组进驻外语学院才一个多月，也就是到了6月的中下旬，中央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求各地撤出工作组。当时，陈毅元帅兼任外交部部长。陈老总说：“你们赶紧撤！”于是我们赶紧打道回府。
记得工作组撤出后的一天，陈老总把我们所有工作队员叫到中南海的小礼堂开会，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陈毅。印象很深的是他当时慷慨激昂地讲过一句话，大意是说：“大风大浪我见过千千万，何惧小风小浪把船翻。”陈老总那个脾气，他对“文化大革命”是很有意见的。后来，我又被派到“八大学院”去做联络员，最后说这也是错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联络员也撤回来了。于是，我就彻底回到外交部，分到苏欧司苏联处，开始跟苏联人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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