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正/ 文（《瞭望中国》名誉社长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
中日两国有着两千年的交流历史。中日之间相互师承浸润、恩怨交织，堪称国际关系史上的“奇观”。
作为同处亚洲的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中日两国关系已经超越了双边的范畴。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亚洲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保持中日关系长期稳定，需要登高望远，正视历史，面向未来。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中日关系。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始终将日本研究列为一个重要的学科领域。多年来，伴随着中日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国的日本问题研究在成果质量、影响力等多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为人们了解日本、认识日本，打开了一扇窗户，业已成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重要领域。
我不是日本问题的研究者，只是日本研究刊物的一名读者。但作为曾经的中国对外传播责任者和公共外交倡导者，有一些实际的体会。在此，我想谈一谈我们的日本研究今后怎么发展，从读者的视角和中日公共外交参与者的角度，提一点请求。
学术研究的成果在于应用
中日关系曾经有过很好的时期，我们的前辈为中日友好做出了很大贡献。中日关系发展到今天这种局面，令人忧虑，也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中日关系的恶化，不仅日益影响中日两国的利益，也影响东北亚乃至亚洲的和平发展。日本联美反华，联菲联越反华，挑拨中国周边的一些传统友好国家跟我们的关系。日本是“中国威胁论”的主要推手。这些都与日本的右翼势力上升有关。既然关乎日本，就和我们日本研究学者有关。就是说，我们有责任面对现实，研究如何改善对我不利的周边环境。
我们的日本研究成果很丰富，质量也高。但是，我深感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生于学者的智慧和艰苦思考，却往往止于文章，对我们的国家政策、民间舆论和日本的影响有多少？不得而知。我似乎感到许多学者也有些“壮志未酬”的遗憾。学术研究的成果在于应用。中日关系的现实，使得日本问题的研究尤显急迫，要求我们学术成果有更高的质量和实践指导性。
我在上海市负责过外事和浦东开发。在这个过程中，这类的实际工作者缺少时间去研究理论问题。其实，这是不谦虚的，或不完全的说法。如实地说，是我们的能力不够，没有相关问题研究的能力素养。我们的出身各式各样，像我是学物理出身的人，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浦东开发、规划问题、招商引资问题、外事问题，相当吃力。我当时就说，像马克思、毛泽东、邓小平，一个人就能从容地理论结合实际。而对我们凡人，“理论结合实际”最好的方法就是“两种人的结合”——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结合。
问题是，我们要结合，就得有一个好的结合面或者说好的机制。这就要求实际工作者得多少知道一点理论工作者的语言，理论工作者也多少得知道点儿实际工作中的困难所在，就像电脑，要语言相通，还要有能匹配的插头，这个插头有时插不上，或接触不良，也就结合不好了。
“战略传播”的内涵和疏失
我们的日本研究学术刊物或者日本研究机构，要多负担一个使命，叫做“战略传播”。
“战略传播”这个词在中国比较新，是美国人先提出的。是指要研究“战略”，也要研究和实现它的“传播”，因为不传播它就难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个词美国的一些跨国公司用了很多年，“战略传播”就变成如何传播它的品牌和公司文化。后来美国国防部引用过去，就和公共外交有所重叠，也有所差异。
“战略”一词在不同领域、不同语境的界定很不相同，甚至可以说相当混乱。对国际问题研究机构来说，战略当然是研究维护本国最高利益的外交原则，长期的政策。在全球化背景下，大国的经济政策、金融政策、外贸政策、国防政策都会影响其他国家，都会和外交政策发生强烈的耦合，都应当列入议程之内。既然是研究国际关系，不言而喻，也要研究对象国的战略问题。而“战略”，就得有长期性、合理性、指导性，也得注意不能把“战略”用得随意，随便什么主张都泛称为“战略”。在这里，“战略”也不是涉及国家机密的资讯，比如国家的货币政策是公开的，但是准确的调整利率时间却是到时才宣布的。
“传播”是新闻界对communication的翻译，但就日本研究机构的任务看，译成“沟通”，甚至“对话”都是合适的。我想，应该把“战略传播”这个概念，“传播”到这样的高级智库来。
我的理解是，“战略传播”在像日本研究机构这类智库，就是指密切地与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媒体这些特定的紧密相关的对象，进行关于以国家外交战略为主的研究过程及其成果的沟通或传播，从而发挥自身影响力。其中，企业特别是中国大企业正在走向世界，它们需要对外合作的战略背景的指导，它们也应该对智库予有力的长期支持，而大众媒体则应把学术性研究成果通俗化地传播给广大受众。智库是“战略传播”的主要承担者之一，义不容辞。
北京大学不久前成立了一个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成立日那天，参加者对“战略传播”在新闻界的概念也进行了讨论。也许今天其概念越是不清晰，我们就越是有创造的空间呢！日本研究机构或可联系大学的研究院所，试试和他们有所合作，也许相互有某些新的启示。
由于“战略传播”不够充分，可能会产生疏失，甚至对国家利益会造成严重破坏。希腊就是一例。无论是其政府还是民间，对欧盟和欧元，向世界表达的若即若离的混乱信号，已经给国际社会留下了这个民族只顾享受福利而不顾国家信用的形象。他们政府内部没有清晰的关于欧元和欧盟的“战略”，没有政府各部门间的“战略传播”，也没和欧盟几个主要机构有效的“战略沟通”更没有办法和民间进行良性的“战略传播”了。
我在2004年所谓外国潜艇“进入”日本领海事件后不久到日本访问。当时这个事曝出来以后，日本舆论就矛头直指中国。我当时是国务院新闻办主任，如果在国内有过及时的情况沟通（也许还说不上是战略传播）的话，我们的代表团是有机会讲几句话的。
再如，东海防空识别区、981钻井平台等，也应做及时、充分的国内部门间的“战略传播”和对外的“战略传播”，就容易减少外界的炒作，而处于舆论的主动地位。
前一段时间“中日必有一战”在网上一时甚为高涨。有些有丰富外交阅历的人士说相信我们有力量能够制止中日“必有”一战。但是有的网民就不理你，还会“批判”你。可见，在互联网时代，舆论环境真是复杂，沟通也不容易！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只用一个声音说话了。其实，对网民的涉日言论不能一概视为反日情绪。日本首相坚持参拜靖国神社、“购岛”等行为，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感情，不喜欢日本的中国人数量增多这一现象的出现，与近年发生的这些事件有关。
2005年初，鉴于小泉在历史问题上一意孤行，多次参拜靖国神社，中国民众发起反对日本“入常”的签名活动，进而发展为针对日本的示威游行。4月，先是北京，然后上海。新华社马胜荣同志是负责对国外报道的副社长，他告诉我，《华尔街日报》等国外媒体都报道了“十万上海人上了南京路”。发生在南京路的事，我们“南京路”不及时报道，是不是“华尔街”说了算？这问得很尖锐，这是没有及时地战略沟通（情况、性质定性、表达口径的沟通）的问题。我俩沟通后，他随即发了英文文稿，事情就澄清了，外电的报道就降温了。随之国内报纸和网络也指出了游行并未依法申请，打砸行为是非法的。第二天，事态就基本平息了。
我们把战略传播说得通俗点儿，就是对重大问题的基本原则要做与时俱进的研究，还要做与时俱进的传播。其实，我们这方面的文章很多。《日本学刊》2015年第1期发表的冯昭奎同志的文章，可以说是近期对日研究集大成者，其中就说到对中国舆论我们研究者应该给予影响，也提到对“中日必有一战”应该怎么看。文章的一些观点有较长的有效期,长期有效就具有战略意义。但这些看法刊登在《日本学刊》这样的专业性日本研究学术刊物上会发挥极致的效果吗？就看我们的传播功夫了！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日本研究刊物和研究机构更有效地承担起“战略传播”的责任。
“战略传播”的四种形式
我以为，日本研究的“战略传播”有四种形式：
（一）参与协调政府、重要智库和对日民间组织的对日政策
这主要指协调本国政府和重要民间智库、民间组织的对日政策。所谓协调并不是“指挥”，无外乎是报告、说明、讨论、提炼，力求大家的论说彼此补充，力求共识，不要在行进中“错步”。
一个著名的战略的“基本建设”的例子，是1946年出版的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今天看来也还具有意义，被作为解读日本社会的一个文本和了解日本文化模式最重要的著作之一，颇具政治与学术张力，但实际上她是为美国政府占领决策撰写的研究报告，并产生了作用。
前面说到了我们“战略传播”不足的例子。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够协调，这很不容易。但是基本问题的“战略传播”还是有可能做得更好，这对突发事件的应对就有了基础。
（二）对第三国的传播
我们的传播或者说沟通，还应该有对第三国的传播或沟通。如对中日问题怎么看？其他国家的看法怎样？
2014年在日本举行的一个关于亚洲和平的国际讨论会上，一个英国年轻教授上来就念一张日程表，几月几日中国干了什么，说中日关系变坏全是中国的不对。我发言指名说，你这位教授太年轻了，说话要有根据，评论必须公道。你说中日关系不好，完全是中国造成的。不是！2013年底本来是有机会可以实现高层沟通的，后来是由于安倍又突然参拜靖国神社而中断了。我说，你还是要多调研，多请教。休息的时候，他过来了，说对不起，我可能说得并不正确，我还需要学习。
所以，日本问题的“战略传播”还要面向美国人、欧洲人、韩国人、东南亚人，对他们要有影响力。这也是我们智库的任务。
这里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1899年在美国出版，是为日本民族之魂——武士道所作的“出色”辩护。当时，甲午战争已经结束，世人对日本很反感：日本侵占台湾，在中国旅顺口杀人，认为“日本是野蛮民族”。而新渡户稻造却在书中把武士道精神说得那么漂亮，又是儒教，又是神道，把武士道美化为具有可以和西方骑士并肩而立的理想化道德，连切腹都说得有声有色，残酷的事情说得很有故事性。它目的是影响谁？不是影响日本人，是影响外国人，而这本书到现在在中国还在一版再版。
我们的日本研究刊物和研究机构，是不是也有可能产生这种对国际有影响的战略性的作品呢？
国务院参事时殷弘2014年在《日本学刊》发表了一篇评论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文章，新华网发表摘编，美国“国家利益”网站文章援引和发表评论，被认为是“可能正在酝酿的对日新方略”。时殷弘还指出，应该认识到，中国对日政策态势特别是对日批判的一类重要受众是中日两国以外的世界，特别是美国、欧洲和东亚太平洋邻国的政府和舆论。不应由着性子来，自说自话而不顾效果，说过头话而不顾影响。我认为，这是对第三国有效发声的应有之义。
（三）发挥对中国民众的日本观的影响力，克服对日舆论的肤浅
我们的“战略传播”要发挥对中国民众的日本观的影响力。历史上，对中国国民的日本观发生较大影响的一本书，是1928年出版的戴季陶的《日本论》，它是关于中国的对日话语，纵论近代中日恩怨时的对日洞察，是政治家的手笔和观点。还有蒋百里的《日本人》也对中国有很大影响，时间是抗战初期，是作为一名中国军人和日本女婿写下的媒体文字，一向被视为抗日战略预言书。
所以，我认为，今天在中国国内更需要有一批学者的高质量的日本研究成果，使我们国民的日本观站得更高。时殷弘在《日本学刊》的文章中建议，我们需要以稳定局势、缓解对抗的精神影响、引导国内舆论，改善中国的公共教育。
我觉得，国际关系的“公共教育”的确很需要，启蒙者就是少数先觉者先向大家说话。我们的日本研究学者得把艰深的理论说得通俗点，只要有道理就会被公众所接受。
（四）对日本政府发话，也积极地对日本民众发声，增加对日本草根和有识之士两层的话语力
中美间有个“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双方就各自国内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支持强劲、可持续和平衡的全球增长，并为进一步的经济合作不断拓展机会，几年来已经做了多轮对话。可是在中日间没有建立这样高层对话机制的条件。
在目前对日本政界施以影响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要积极地对日本民众发出我们的声音，使日本国民能够正确认识中国和中国的对日政策。日本民众是我们有机会广泛接触的。这是“公共外交”的广大领域。本来“公共外交”，是国务院新闻办，还有国际广播电台、《北京周报》、《人民中国》，以及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网等网络媒体承担的，但这些远远不够，智库的参与会大大增强我们的“公共外交”的力量。
中日民间的交流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人员往来也十分频繁。到日本的中国旅游者都要意识到，个人的行为举止会影响日本人对中国的印象。2014年国际旅游协会选了十类不受欢迎的旅行者，十类人中有两类是中国人。欧洲选最受欢迎的旅游者，往往第一位都是日本人。要表现出中国人应有的文明来，人家喜欢中国人因而喜欢中国，喜欢中国文化因而喜欢中国。所以，必须要提高中国公众的国际意识，要请大家意识到，在我们所置身的“地球村”时代，每一个民间人士，不管你有没有“公共外交”的概念，实际上也都是“公共外交”的担负者。
应该承认，这方面我们做得很不够，我们确实缺少这方面的引导工作。中国的日本研究刊物和研究机构能不能为这些“小事”做点事呢？
我们对日本所谓的“世论”（一般公众的舆论）和“舆论”（精英层的舆论）如何影响？我们的网络日文版应该搞起来。尽管得有很大的人才和资金投入。
中日关系比中美关系要复杂——我有一句话在日本也有所传播，福田康夫前首相说他同意我这句话——我说，中日关系很脆弱，相比较，中美关系比较皮实。中日关系如“盆栽”，要精心服侍，浇点儿水，施点儿肥，就能见效果；但水浇多了、少了，肥施多了、少了，都不行，娇气得很！而中美关系像“庭栽”，种在院子里，有点风波还都能过得去。我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中美在南海发生撞机事件，如果发生在中日之间会怎样？
当然，中日关系比中美关系复杂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因素，美国对中日双方都发生着影响。虽然在文化上中日之间非常接近，本来应该更容易理解，中国人和日本人个人之间交朋友，比跟美国人更容易沟通，而且地理位置上也更接近。但是，在政治关系和军事关系上，美日是同盟，中国则在远远的一边。因此，我们在处理对日关系的时候，一定要考虑美国的因素。
所以，中日关系需要花气力、下工夫，才会见成效。有些日本人也容易受感动，你讲道理他们会明白你的意思。不能说日本人都不好，不好的是日本右翼，日本民众与他们不一样，但受他们的影响。
中国的日本研究任重道远
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无需赘言。多次民意调查，中日两国公众各有80%的人认为中日关系很重要，两国民众现在都很关心对方的发展，而两国民众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着那么多种形式的可以进行交流的机会。
两国前辈政治家和有识之士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中国的政策是有继承性的，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理念我们这一代还要理解和坚持。我在过去的工作中，真实感受到了当年老一辈外交家所具有的外交智慧和统战艺术。
中国的日本研究任重道远，需要政府和社会组织的支持。如开展二轨外交，我们需要更好的条件。中国的日本研究刊物和研究机构，在已有的高水平基础上，要能够把我们的思想成果做“战略传播”。通过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为中国的现代化和中日关系发展提供助力、贡献智慧。进一步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加强与中日其他媒体、研究机构的合作与交流，特别是向两国年轻一代传递友好和相互理解的正能量。
（本文系作者在2015年5月24日“第六届全国日本研究杂志研讨会暨《日本学刊》创刊30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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