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秉国/ 文（前国务委员）
1966年，我正式进入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工作。苏欧司是外交部最早建立的一个司，主要负责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伍修权同志为首任司长。在苏欧司我从科员做起，一直做到副处长、处长、副司长、司长。这段时间大多处于中苏关系冰冻期，我们这批人不得不坐“冷板凳”。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爆发后，组织决定派我到驻苏联大使馆工作。当时，中苏两国剑拔弩张，似乎走到了战争的边缘。我当时心里直犯嘀咕，觉得这一去前途莫测，说不准中苏真会打起来，我会被扣为人质。赴任前，我专门把父亲从贵州老家接到北京来住了几天。我对父亲说，此去恐怕凶多吉少。父亲深明大义，没在我面前表露丝毫担心，或许是怕给我增添心理负担。不过，我确实是带着某种悲壮的心情踏上去莫斯科的行程。
不料我到苏联后，发现当地情况和我在国内的感受完全不同，根本看不出要和中国打仗的迹象。尽管如此，中苏关系还是受到了很大影响，中国大使馆门前的“友谊路”用栏杆拦断，禁止行人通行。驻莫斯科的许多同事认为，应向国内反映苏联的真实情况，向国内说明苏联不像要和中国打仗的样子，但使馆内也有同志不赞成，批评这是“对社会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有问题”。
1969年9月11日，苏联总理柯西金赴越南参加完胡志明葬礼回国途中，在北京首都机场同周恩来总理举行了会谈。两国总理一致同意两国不应为边界问题打仗，应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还同意恢复互派大使，恢复双边贸易。两国总理机场会谈把可能走向战争的中苏关系及时拉了回来。1969年10月20日，中苏两国副外长级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一谈就是九年。尽管中苏边界谈判没谈出什么名堂，但恢复谈判后，两国关系的紧张气氛逐渐缓和下来。
驻苏联使馆当时有30多人，大多是光棍和单身。外面的环境是不好的，但内部大家相处是和睦的。我们懂外语的要经常到外面去同苏联老百姓接触，了解民情民意。每次出去都有苏方便衣安全人员“陪同”，不少人同我们彼此都熟悉了，如果我们迷路了，他们还给带路。我还曾陪同王荩卿参赞去过黑龙江边的伯力城、贝加尔湖和黑海索契，一副眼镜还永远留在了黑海。我手脚较笨，但为了工作方便，也学会了开车，但一次学车过程中本该踩刹车而踩到油门上去了，汽车顷刻间撞断路边的大树之后才停了下来。此后这成了使馆学车人的笑谈。
1973年，我结束在驻苏联使馆的工作任期回国。在任期间，我曾回国休假一次。记得当火车穿过国门进入中国那一瞬间，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因为回到了祖国啊！接着列车员送来了一碗美味的三鲜面。那场景实在令人难忘。回国以后，我先到外交部五七干校劳动。其间，我还开过手扶拖拉机，有一回拖拉机开翻了，幸亏我及时跳了下来，才幸免于难，否则不是死，就是瘫。在干校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提刀杀了一头猪。那是需要手劲的，我的手腕因此痛了许久。
劳动一年多后我回到了苏欧司。那时候，中美关系已开始解冻，中苏关系仍然僵冷，但双方都注意在外交上留有余地，不把话说死，不把事做绝。当时，苏欧司的俄语干部都在坐“冷板凳”。我回北京后，原驻苏联使馆代办安志远同志调任国际司司长，他要我去国际司。但干部司司长王明修同志曾当过苏欧司副司长，了解我的情况，他坚持要我继续回苏欧司工作。后来，还有人劝我到国际司去。那时新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国际司很热门。我说，我还是不去了，半路出家不管到哪儿都得重新来，还是干脆把“冷板凳”坐到底吧。
但是，苏欧司的同志们都没有荒废光阴。在坐“冷板凳”期间大家都没偷懒，还静下心来整理了一批材料。我们编纂了中苏关系档案资料，仔细梳理中苏关系中的一些大事，从1949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奉斯大林之命到西柏坡见毛主席编起，包括刘少奇访苏、毛主席访苏、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朝鲜战争、归还旅顺、长波电台等一系列重要事件。我现在还留存了一份由苏联处的好几位同事工工整整手抄而成的关于50年代至80年代的中苏关系大事记。我们整理出一整套资料上呈中央领导同志参阅。这些史料很珍贵，对我日后开展对俄罗斯的外交工作提供了很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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