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夏天，我“跳槽”到英国曼切斯特（曼城）的索尔福德大学工作。在我入职的小型欢迎仪式上，校长说，“欢迎你加入索尔福德大学，来到全球化的心脏。”我对校长的欢迎词不是十分理解，一脸茫然。近10年来，带着这个问题一直想验证校长的这句话。全球化起源于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开始的？事实上，对于管理学者来讲，回答这些问题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哪个国家是全球化的主导者？或是全球化的引领者？曾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所说：“全球化丰富了世界的科学、文化，使世界人民在经济上受益。联合国预测全球化有望在21世纪消除贫困。”近20年来，全球化几乎涵盖了所有领域。全球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和大势所趋。中国从全球化的参与者、受益者正逐步成为主导者、引领者。中国和平崛起引起世界瞩目。本文旨在运用《中国和式创新理论》解读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稳固增长之谜，从理论上阐释中国和平崛起。
从全球化起源看东西方角色转换
德国经济史学家安德烈弗兰克认为，全球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年。那时候中国和欧洲的贸易和市场整合已经在不断发展和加强，贸易关系也在古希腊时代建立发展起来。然而，现代社会的全球化则起源于18世纪的工业文明。英国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60年代，以棉纺织业的技术革新为始，以瓦特蒸汽机的改良和广泛使用为枢纽，以机器制造业机械化的实现为标志。曼城曾是工业革命的开路先锋。据史料记载，位于曼城都会区的索尔福德小城的一个纺织厂开启了英国的工业革命。索尔福德有一个纺织加工的历史，在工业革命之前，索尔福德老城区已经发展了大约700年。在引进棉织品之前，羊毛制品和毛皮制品贸易量很大。工业革命期间纺织制造业的变化对人口和城市化以及索尔福德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都有深远的影响。由此看来，校长的欢迎词不无道理。
尽管2008年华尔街引爆的金融危机使西方经济复苏乏力，然而，全球化一词仍是西方政治家口中的热词、高频词。然而，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时过境迁，角色转换。西方在寻求可持续性发展方面的无助、无果、无望、无奈导致英国的脱欧和特朗普的当选，致使在西方特别是英国和美国，在全球化的故乡，掀起反全球化的浪潮。作为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坚定支持者、重要建设者和主要受益者，中国在未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令世界期待。习近平年初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指出：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但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全球经济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中国无疑提出了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有美国媒体指出：10年后，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但中国要成为世界的中心不仅取决于其硬实力，更取决于其软实力。中国方案不仅涵盖中国崛起的硬实力，还要涵盖软实力，中国创新模式和价值体系。中国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完成了欧美几乎百年才实现的进步。国际社会用“奇迹”来描述中国的巨大发展成就。世界呼唤中国的创新模式与中国和平崛起的理论。
中国和平崛起的软实力构建
中国崛起背后的动力是什么？中国由衰到强是不争的事实。但这种转变和崛起是突然爆发的，还是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根基？如果是前者，其兴也勃，其衰也忽。如此看来，没有可持续性发展。如果是后者，那么就意味着由于长期的历史积淀和坚实的文化基础，并抓住重大契机，通过创新，找到重大的解决方案。这样就具有传承性，历史的延续性，必然具有可持续性发展。从政治意义上来看，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复兴正在为新的世界历史发展提供另一种选择。
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探索和发展，中国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于很多国家来说，判断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寻找出路自然重要。但对于中国，理解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革或许更为重要，更为迫切。这种期待要求在对中国经验的梳理和反思中，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路径的研究和分析中，得到观念提升，价值提升，将其上升到理论层面。然而对于“中国和平崛起”理论和根基的探讨和研究并不乐观。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学术界驰骋的大多都是各种各样的西方理论或以西方为范式的舶来品，鲜有卓有成效的完整系统的理论研究面世。”无奈有学者指出：“中国学术界唯一的共识就是中国崛起是好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具有说服力的解释。”然而，只有从理论上阐释中国和平崛起，才能从根本上阐释中国崛起。阐释中国崛起的历史和文化根源，才能正确地阐释中国崛起。构建中国和平崛起的理论和价值体系，构建叙事能力，讲好、讲完善中国故事至关重要。它有利于增强中国参与环球治理话语权、克服中国外交崛起的障碍、为中国发声。
历史和文化乃中国和平崛起之关键
邓小平早在1985年会见外国客人时就说过：“实际上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对世界人民是有利的事。中国越有力量，和平就更靠得住。”中国崛起根植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升华于中国改革开放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实践成果。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中国）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干过。所以，我们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换一句话说，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创新。习近平在阐述中国和平崛起时指出，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里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他在访问法国的一次演讲中指出，“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
正如基辛格博士强调的，“中国有很强的历史感......告诉一个千年古国要如何‘长大’并且‘负责任’是多么棘手和没有必要。”对中国崛起的路径，李光耀有着异常清晰的判断和独特的见解：中国会避免任何损害中美关系的行为，挑战美国这样一个更加强大的、技术领先的国家将毁掉中国的“和平崛起”。他对于中美双方的领导人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他的分析不但是战略性的，而且富有远见。中国崛起促使学界重新定义大国崛起的理论。中国崛起完全不同于传统上西方大国崛起的模式。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中国要走的是和平发展和共同发展的强国之路。而和平发展与共同发展又是多数国家的共识。中国要实现强国梦，世界要实现繁荣梦。这里要追求的都是三个可持续性发展：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经济可持续性发展和环境可持续性发展。
国内外学者和政治家对于中国崛起都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和精辟的论述。中国领导人强调了中国和平崛起渊源于中华文明的和平理念，中国没有称霸世界的基因。郑必坚先生从中国发展战略角度出发，深刻分析和探索中国和平崛起的必要性。基辛格博士解析现代中国崛起之路的内在逻辑并谆谆告诫美国和世界，一个崛起的强大中国不是美国的战略失败。中美应摈弃零和博弈。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李光耀先生明确提出了中国悠久的文化和文明在中国崛起中的作用。马丁.雅克先生也指出，历史和文化乃理解中国崛起之关键。
从理论上阐释中国和平崛起
郑必坚先生与基辛格博士在2013年出版专著——世界热议中国：寻找共同繁荣之路，阐述中国崛起。他在《大变动，新觉悟，两重性》一文中写道：“中国坚持和平崛起发展的道路，不是一种外交辞令，而是要永远坚持的历史方向。坚持“和平”，就是要破解“中国威胁论”；实现“崛起”就是要证明“中国崩溃轮”缺乏依据。“和平崛起”理念从理论上来讲，是一种“拥抱矛盾”的理念，是一种具有包容性、开拓性的创新，生命力十分强大的创新战略。
然而当中国提出“和平崛起”之后，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就向当时的中国智囊团表示异议。他指出，“和平崛起”本身矛盾的。任何大国崛起都是令人感到恐惧的事情。事实上，“和平崛起”的提出似乎并没有使得西方信服中国真的会“和平崛起”，甚至有西方战略家形容这是一种“孙子式的战略”。从理论上来讲，“和平”与“崛起”是一对矛盾。如何化解这一对矛盾？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和战略误判，破解崛起大国势必挑战现存大国的逻辑，消除国际上的疑虑？从创新理论上和学术研究上阐释中国和平崛起至关重要。
面对世界激烈竞争的态势，习近平指出，“谁能创新上下先手棋，谁就能掌握主动。”唯创新者进，唯创新者强，唯创新者胜。“创新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禀赋。”中华民族从不缺乏创新的精神、创新的土壤、创新的人才、创新的成果。中国和式创新是一种刚柔相济，智者求同的共建、共享、共赢的战略模式,是中国特色的社会创新,是指对于社会和经济问题提出的独特、创新的解决方案。此方案比现有的办法更富有特色、效益更高、效果更好、更加公正和可持续性发展。同时它所创造的价值为整个社会带来利益。中国和式创新，不仅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重大战略方案，而且为国际社会政治改革提供可行的战略途径，引领其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
和式创新的精髓，即：“拥抱矛盾”，“与时俱进”，“求同存异”，“和谐包容”。中国和式创新的精髓可以用十六字，四句话高度概括。又称中国和式创新的四大支柱。四大支柱，各领风骚，相互依存，助推可持续性发展。其价值体系可以用三个“融合”高度概括：前瞻性战略和应急性战略的融合；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融合；东西方管理思想和智慧的融合。由此看来，任何用西方经济学原理或仅以经济学理论阐释中国的和平崛起只能是不完善的，欠妥的。
中国和式创新更多体现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它包含有两个层次：第一是理念和哲学上的创新。它作为顶层设计的指南，打破精神桎梏，帮助启发人们的思维和解决上层建筑领域的问题，促进社会可持续性发展；二是技术和管理上的创新。它平衡和协调“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促使经济和生态可持续性发展，帮助打造坚实的经济和环境基础。两个层面的创新相辅相成，使得和式创新成为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和式创新促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可持续性发展，特别是中国经济20多年持续、稳固、高速发展。向世界昭示：中国实现了大国崛起、和平崛起之梦。中国和平崛起在于试图避免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和战略误判。
中国和式创新引领未来
我长期工作和生活在英国和美国。常听有西方人议论：中国人不信仰上帝，中国没有追随西方的发展模式，中国为什么没有垮？数千年来，是什么让炎黄子孙和中华文明生生不息？饱受挫折而又浴火重生？是文化，是延绵不绝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中国人独自原创的。中华文明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保存的历史原因相当复杂，其中的重要一点是无法忽视的，古代中国发明了和延续了当时世界上最有效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和政治哲学体系。中国古典哲学家的特殊身份，优秀学者和政府官员二者合一，促使中国哲学严谨、独特和包容，具有独创性。在上古、中古时代有力地保证了华夏文明的凝聚力、向心力和相对完整性。轩辕黄帝的治国兴邦理念凝聚了中华民族的力量。
要想创新，引领未来，必须深谙历史，了解过去。知道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历史发展时期。中国向何处去？一位西方学者曾经感慨，人类21世纪是从1978年开启的。这一提法得到很多有识之士的认可。他为什么拥有这一设想？世界为什么对这一论断给与高度认可？1978年中国开启了被邓小平称为“前人没有做过，其他国家没有干过”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和平崛起。毫无疑问，它成为世界历史上的大事件，开启了世界上最古老、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走向变革的伟大航程。它深刻影响了当今世界的历史进程，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为现代社会、经济和环境可持续性发展找到了答案。
中国古代蕴含创新思维的哲学智慧，拥抱矛盾激励创新，这为中国问题创建了高屋建瓴的理论指导。于是，根植中华文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秉承儒家倡导的忧患意识和道德实践，“礼之用，和为贵”；弘扬道家倡导的对人类前途的终极关怀，“回归自然”和“可持续性发展观”，中国和式创新在远思古时哲学智慧精髓，近贴现代中国发展脉搏中，油然而生。理念决定行动，道路决定发展，创新引领未来。
中国历史上哲学家群星璀璨。中国古典哲学的精髓集中的体现在被当代哲学家冯友兰概括的横渠四句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把辩证法的规律归纳为四句话：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和”是张载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用今天的战略管理的话语讲，为“万世开太平”是战略目标。而“仇必和而解”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战略选择。中国古典哲学的精髓“仇必和而解”，笔者称之为：拥抱矛盾, 激励创新，引领未来，为万世开太平。张载的警世名言，不仅是中国古典圣贤的大同理想，天下一家的宣言，而且是世界主义的呐喊。笔者认为，这一论断充分体现出中国古典圣贤智慧的与众不同和中国哲学思想的超越意识。既然胸怀“为万世开太平”的大志，势必拥有“仇必和而解”的高超智慧凝聚的创新理念。这是中国古典哲学超越意识的重要佐证。只有超越意识的存在，才能在轴心世纪完成向高级文明的转化和升华。
中国没有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是和平，可亲和文明之狮。中华文明的和平与和睦理念决定了中国崛起与以往大国崛起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以往历史上所有大国崛起都无一例外地是建立在征服其他弱小国家的基础上。然而，中国和式创新促进经济持续高速稳固发展，社会稳定和环境可持续性发展，实现大国崛起、和平崛起之梦。中国践行和式创新改写大国崛起定义，中国的和平崛起将终结传统上大国崛起的模式，为整个世界提供一种和谐共生的共同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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