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走出，整个国家可以说处于濒临破败的境地。用邓小平的话来说，中国走到了“被开除球籍”的边缘。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不到100亿美元，人均年收入也仅有200美元，人民温饱都成问题。1977年，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到该省的农村调研，他后来回忆说：“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实际上，这种情况在全国并不鲜见。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相比，人们思想意识的僵化也很突出，很多人仍然在为“养3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养5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进行争论，把跟外国人改善关系说成是“卖国”。
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当时刚复出不久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认识到，要想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就必须解决好思想观念问题、政治路线问题和组织干部问题，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又必须掌握好平衡。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在其撰写的《邓小平传》一书中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前，邓小平精心准备了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稿，他当时苦苦思索的问题是：如何鼓励新思想，又尽量减少保守派干部的抵制；如何既要尊重毛泽东，又要摆脱他的路线；如何既保持乐观，又避免急于求成而“被胜利冲昏头脑”；如何既维护稳定，又推动对外开放；如何既给予地方干部灵活空间，又能确保国家的发展目标得以充分落实。
显而易见，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推上改革开放的政策轨道充满挑战。正如傅高义所言，邓小平其实并不是手持伟大蓝图、主宰着变革的设计师，他不过是为中国转型过程提供全面领导的总经理，他把各种有利于中国转型的想法梳理总结，使人们齐心协力落实各项改革，尽量将可能导致国家分裂的分歧最小化。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进程，给中国带来了历史性的巨变。短短35年，中国以年均超过10%的增长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使6亿多人摆脱贫困，让一个有着千年集权和封闭历史的“中央王国”逐步融入世界。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10万亿美元大关，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也在同年超过了吸收的外资总额，是世界上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经济总体实力在世界居于前列。平心而论，这的确是人类发展历史上的伟大成就。
可以说，通过过去30多年的努力，“改革”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份宝贵的资产，也是让中国不断奋起的源泉。傅高义如是评价中国的改革经验：改革需要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言行要有权威性，牢牢掌握军队，强调战略定力；用大白话解释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在解释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把握好平衡；根据长远目标做出短期决策，做事果敢，少说多做；用试验争取群众的支持，继而用群众的支持推动重大政策突破。提出“北京共识”的美国学者乔舒亚暲啄?Joshua Ramo)则将中国改革归结为六个特点：把保持稳定放在首位；把消除贫困视为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实事求是，不断总结和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坚持制度创新；采取渐进方式推动改革；按照正确的顺序推进改革，先易后难、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后政治；以开放的态度有选择的学习别人的长处，但以我为主，绝不盲从。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就深化改革作出了总体部署，涉及15个领域330多项重大改革举措。可以说，新一轮改革大潮正在中国大地上掀起。1978年改革开放大幕初启时，中国以9.6亿人的超大规模拉动了经济起飞的巨轮，抓住发展机遇创造了中国奇迹；如今，面对13亿多人口的巨大基数，面对更为复杂的世界格局，在更高层次上推进现代化进程，就更加需要改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可以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时代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经济社会发展呼唤进一步深化改革，人民群众期待进一步深化改革，改革开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与此同时，新一轮改革依然坚持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习近平强调，“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也要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要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
值得强调的是，中国的新一轮改革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更为复杂。2015年是中国实施“十二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也被认为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不无悲观地指出，全球经济近年已经进入了一个“新平庸”时代，世界特别是亚洲经济的下行压力愈加突出，石油价格超出人们预料的下跌实际上反映了全球主要经济体复苏乏力、需求疲软、增速放缓的客观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从哪里来？中国保持可持续发展的源泉从哪里来？中国人的答案是：只能从改革中来，从调整中来，从创新中来。近年来，在全球经济的“亚健康”状态中，中国政府冷静、妥善应对挑战，通过简政放权让市场发力，通过定向调控给市场预期，中国经济在危局中续进、在改革中企稳，较为成功地抵御了外部冲击和风险，实现了7%以上的中高速增长，继续在全球格局中占据引领性的位置。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说，“中国领导人明白他们需要做什么”，“这也正是我对中国的改革前景持谨慎乐观态度的原因所在”。
从2015年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2049年，中国将迎来一个“新35年”。站在2015年年，遥想“新35年”，下一段奋斗征程将远比“前35年”更复杂、更艰困。“前35年”，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可以“比葫芦画瓢”地借鉴他国经验来推进改革；而在“新35年”，中国必须以更大的自信、耐力和定力，探寻改革之道。今天的中国，仍然面临长长的“问题清单”，无论是推动经济发展驶入“绿色化”快车道，还是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抑或不断完善覆盖13亿多人口的全世界最大社保网，无一不是艰巨的任务、难啃的硬骨头。从2016年到2020年，要在这五年时间里，把一个人口比欧盟、美国和日本加起来还多的大国带入全面小康，这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巨大挑战。连《纽约时报》的评论也慨叹，“治理未来十年的中国，可能是全球最为艰难的工作之一。”中国过去数十年的发展历程昭示，“开弓没有回头箭”。正如习近平一再强调的，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中国人必须以变革抓住机遇，用自信、主动而充满中国智慧的变革来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复杂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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