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双月刊3/4月号发表巴德学院外交事务及人文教授、哈得孙研究所杰出研究员沃尔特•拉塞尔•米德的题为《杰克逊主义者的反叛》的文章称，今后国际政治所面临的挑战与其说是完成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按照传统思路的创建任务，不如说是找到一种方法来阻止自由主义秩序被侵蚀，在更可持续的基础上重建全球体系。
文章称，70年来第一次，美国人民选举出了这样一位总统：他贬低处于战后美国外交政策核心的各项政策、思想和体制。没有人知道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将如何形成，也不知道这位新总统的优先事项和偏好将如何随着他应对今后一系列潮水般的事件和危机而转变。但是，自从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执政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从未遇到如此根本性的争论。
特朗普抓住民粹主义思潮
自二战以来，美国的大战略一直受到两个主要思想流派的影响。这两个流派都侧重于维护以美国为核心的稳定的国际体系。汉密尔顿主义者认为，对美国来说符合美国利益的是取代英国，用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顾问爱德华?豪斯在一战期间的话说，成为“世界秩序的陀螺仪”，建立金融与安全架构，以便在二战后重振全球经济——从而不仅遏制苏联，而且推进美国的利益。苏联解体时，汉密尔顿主义者的反应是加倍努力创建全球自由主义秩序。对于这一秩序，人们主要是从经济角度来理解。
与此同时，威尔逊主义者也认为，创建全球自由主义秩序符合美国的切身利益。但他们是从价值观而不是经济学的角度加以构想的。威尔逊主义者把国外腐败和专制主义的政权视为引起冲突和暴力活动的主要原因，因而倡导通过人权、民主治理和法治寻求和平。冷战后期阶段，这一阵营的一个分支，即自由制度派专注于促进国际机构的发展，以及日益密切的全球一体化，而另一个分支新保守派则认为，自由主义的议程最好是通过华盛顿的单边努力（或者在与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自愿协作情况下）来推行。
文章称，虽然这些派别之间的争端是激烈的和后果严重的，但它们却是在对维护全球秩序的共同事业的共同承诺范围内发生。然而，随着这项事业最近几十年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全球主义者对美国外交政策思维的把持开始松动。人们开始听到带有比较浓厚的民族主义和较少全球主义思想的声音。由于公众对于其所认为的全球秩序创建事业的代价高昂的失败越来越幻想破灭，所以他们开始质疑外交政策建制派所宣扬的东西。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学派虽然在二战前地位显赫，但在自由主义秩序的鼎盛时期却失宠，现在则迅猛地卷土重来。
包括今天的所谓现实主义者在内的杰斐逊主义者认为，美国如果在全球不再那么大张旗鼓地活动，就会减少外交政策所造成的代价和风险。他们寻求狭隘地界定美国的利益，以最安全和经济上最划算的方式推进美国的利益。自由意志论者把这一思想发展到极致，在反对干预主义、希望削减军事开支和赞成把政府的精力和资源转而用于国内的许多左派当中找到了盟友。肯塔基州参议员兰德?保罗和得克萨斯州参议员特德?克鲁斯都认为，他们可以在共和党总统初选期间利用杰斐逊主义思想的不断高涨的浪潮。但是，唐纳德?特朗普却感觉到了其政治对手所未能抓住的某种东西：美国政坛上真正高涨的力量不是杰斐逊主义的极简主义，而是杰克逊主义的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
美国正遭“内部敌人”攻击
特朗普所主张的具有美国鲜明特征的民粹主义植根于美国的第一位民粹主义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思想和文化之中。对于组成大力支持特朗普的基础核心的杰克逊主义者来说，美国不是一个由植根于启蒙运动、注重完成一项普世使命的一系列知识分子观点所创建与定义的政治实体。相反，美国是美国人民的民族国家，其主要事业在国内。杰克逊主义者不是把美国例外论视为取决于美国思想的普世吸引力，甚至取决于美国改造世界的独特使命，而是视为植根于美国对美国公民个人的平等与尊严的独特承诺之中。杰克逊主义者认为，美国政府的作用是保护美国人民在自己家园里的人身安全和经济福祉，同时尽可能少地干涉使美国具有独特性的个人自由。
杰克逊主义的美国自己感到四面楚歌，因为其价值观遭到攻击，其前途受到威胁。尽管许多杰克逊主义者自己也认为，特朗普是有缺陷的，但他看来是愿意为美国的生存斗争助一臂之力的唯一候选人。
文章称，对杰克逊主义的美国来说，某些事件引起了强烈的兴趣和政治参与，无论这种兴趣和参与是多么短暂。其中之一就是战争。当敌人攻击时，杰克逊主义者踊跃地保家卫国。同样，杰克逊主义者参与国内政治的最强有力的驱动因素就是一种看法，即杰克逊主义者正在受到内部敌人，如精英集团或来自不同背景的移民的攻击。杰克逊主义者担心美国政府被一心要改变美国本质特征的邪恶势力接管。他们并非一味地考虑腐败问题，而是视之为政治生活根深蒂固的一部分。但他们却深切关注他们所认为的政治走上邪路——当政治家试图利用政府来压迫而不是保护人民。这就是许多杰克逊主义者近年来逐步感觉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因为美国精英阶层中的强大势力，包括两大政党的政治建制派沆瀣一气损害人民利益。
许多杰克逊主义者逐步认为，美国的统治阶层不再具有可靠的爱国主义特征，因为“爱国主义”的定义是对杰克逊主义的美国福祉和价值观本能的忠诚。在他们看来，这也并非完全错误。抱有国际主义同情的许多美国人认为，他们主要的当务之急是致力于改善人类的总体境况。杰克逊主义者认为自己的道德共同体更靠近本土，属于具有共同的国民纽带的本国同胞。
支撑战后繁荣的模式被打破
所有这一切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意味着什么还有待观察。许多前任总统都不得不在入主椭圆形办公室之前大幅调整自己的想法。特朗普也不例外。
目前，杰克逊主义者对美国的全球接触和创建自由主义秩序的政策持怀疑态度——但这种看法较多地是由于对左右外交政策的人们缺乏信任，而不是由于希望采取具体的替代性愿景。他们之所以反对最近的贸易协定，不是因为他们了解这些非常复杂的协定条款的细节及其后果，而是因为他们逐步认识到，参与这些协定的谈判代表不一定把美国的利益牢记心间。
他们不再如此信任美国建制派。除非这种信任得到恢复，否则他们就仍然不大会对华盛顿感到放心。如果对新保守派的知识分子欧文•克里斯托尔1952年有关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的评述加以诠释，有一件事就是杰克逊主义者在特朗普问题上所知道的，那就是他明确地站在他们一边。在自己国家的精英问题上，他们却感到自己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他们的担忧并非完全不合理，因为美国的全球秩序创建事业并没有十分成功。
四分之一世纪以来，西方的政策制定者着迷于一些被简化到危险程度的想法。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被驯服，不再会酿成经济、社会或政治动乱。他们感到，非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情绪已经被扔进历史垃圾堆，只有“心怀不满的”失败者才会相信——这些人“死抱着枪支、宗教或敌视不喜欢他们的人们的情绪不放……以此来解释自己的失望情绪”。这是奥巴马2008年在谈到这一问题时留下的名言。时间和历史的正常进程将会使问题得到解决。创建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并非仅仅是解决细节问题的事情。
文章称，鉴于以上观点，所以最近发生的种种事情——从9•11袭击和反恐战争到金融危机和大西洋两岸愤怒的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民粹主义的激增——都并非空穴来风。越来越清楚的是，全球化和自动化已经促使支撑战后繁荣和国内社会和平的社会经济模式被打破，资本主义发展的下一阶段将挑战全球自由主义秩序及其种种国家支柱的基础。
在这种新的世界无序状态下，身份政治的威力是再也不能否认的。西方精英阶层曾认为，21世纪，国际主义和全球主义将会战胜返祖现象和部落的忠诚。他们未能认识到身份政治在人类心理中的根深蒂固，以及这种根基在外交和内政领域中得到政治表达的必要性。他们也未能认识到，国际主义和全球化所助长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力量本身将会造成的动荡局面以及最终的抵制，正如用社会学家一个世纪以前所赞成的经典术语来说的社会对市场社会的侵袭的反抗所表明。
文章称，因此，今后国际政治所面临的挑战与其说是完成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按照传统思路的创建任务，不如说是找到一种方法来阻止自由主义秩序被侵蚀，在更可持续的基础上重建全球体系。国际秩序不仅需要建立在精英共识和权力平衡的基础上，而且建立在国家的各个社会群体的自由选择基础上——这些社会群体不仅希望得益于与外部世界的接触，而且需要感觉到在外部世界面前受到保护。
(本刊记者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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