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对话论坛2015年会议6月25日至28日在德国莱比锡举行，论坛中方主席徐匡迪与德方主席、巴斯夫公司董事会副主席薄睦乐共同主持了会议。来自中德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学术、新闻等领域的30余名代表围绕“技术创新—全球工业转型”、“社会创新—就业市场转型”、“社会创新—转型中的包容性”及“社会创新—双边合作转型”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为进一步加强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提出了具体建议。本刊名誉社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赵启正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以下是演讲全文：
今天的世界，科技创新突飞猛进，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3D打印、新能源、新材料、工业机器人等等正也正在激发着中国人的新思考。
在欧洲，拥有雄厚工业基础的德国提出了“工业4.0”战略，打造智能化生产。美国政府则提出要“再工业化”，鼓励先进制造业回流美国。在亚洲，日本、韩国也在迎头追赶。
中国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已进入以增速换挡、结构转型和动力转换为特征的“新常态”。如何既能保持中高速增长，又能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关键是要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改革重点，也是难点。中国把技术创新和工业转型列入国家计划，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的发展蓝图，它将全面开启中国制造由数量大转变为质量强之路。
我想起一个小故事。好几年前，在中国外交部新年招待会上，德国驻华大使施明贤（Michael Schaefer）对我说，你们总说自己是发展中国家，欧洲人很难理解。我回答，中国有两件新的外衣，一件是北京奥运，另一件是上海世博，外衣虽然华丽，但里面的衬衣就不一定都那么好了，也许有的是旧的，也许还有补丁。你到中国西部的中小城市和农村就可以一目了然。他同意我的这个比喻。
其实更好的回答应当是，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二，进出口总额世界第一，中国多个银行等大企业进入了财富500强的名单。但是不仅中国人均GDP排名仅仅在第80名左右；还会发现从苹果的iPhone到迪士尼商店里的绒毛玩具，中国制造卖遍了世界，可是欧洲人还是很难脱口而出，说出一个中国著名品牌来。福布斯全球最知名的100个名牌中，一直没有一个中国品牌。这就是中国仍旧是发展中国家的容易理解的理由，也是中国的产业迫切需要转型升级的理由。
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面临着多方面的巨大挑战。一是外需萎缩，导致产能过剩，以投资拉动工业增长已无空间。二是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低，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是发达国家3至4倍。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也意味着难以承受的能源和资源的高消耗和高污染高排放，近几年各地频发的雾霾使民众的身体健康受到影响，欧洲也因此给常驻中国的员工多发了不少补贴。三是中国工人的工资在上涨，土地租金在上涨，加之其他新兴国家的竞争使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明显下降。四是中国制造总体还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生产一部苹果手机179美元的成本当中，有60美元流向了日本企业，有30美元流向了德国企业，有23美元流向了韩国企业，中国企业的加工费不足总成本的5%。这些都迫切要求中国进行技术创新，实现工业转型，构筑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基础，这不仅是中国政府的政策，更是公众的迫切诉求。
技术创新绝不仅仅是工程师的事情，也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事情，更和政府政策支持有关。中国的人均GDP逐渐接近世界的中等水平，按照世界银行提出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理论，如果不能有效改善经济发展的结构，提高生产效率，国民收入增长将会长期停滞。避免陷阱的唯一出路是加速产业转型，才能使经济发展较长期的保持在中等速度。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应对挑战，中国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目的是要实现四种转变：一、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二、由低成本竞争优势向质量效益竞争优势转变。三、由资源消费大、污染多的粗放制造向绿色制造转变。四、由生产性制造向服务性制造转变。同时建立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制造业人才队伍。为此，中国政府计划在多方面作出努力，为制造业转型升级创造条件和环境，比如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完善金融扶持政策，加大财税政策支持，进一步扩大制造业对外开放等等。
在推进《中国制造2025》的过程中，中国会坚持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政府只是起引导作用，企业才是技术创新和市场转化的主体。这是中国政府的既定方针。
中国技术创新和工业转型必须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实现，这是我们30多年来的基本经验。今后中国保持中高速增长、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也是与全球经济深度融合的过程，中国将坚持开放合作的基本原则。中国对外投资的项目和引进的外国项目都要力争优势互补，创新合作模式，坚持市场导向和商业运作原则。中国政府也会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提供优质服务，创造良好合作环境。
我们愿意和各国合作，但是特别看重和德国的合作。这不仅是因为德国有世界上最好的工业基础，还因为德国和中国从政府到民间都对相互合作抱有充分理解，形成了中德合作的良好文化环境，有合作共赢的充分可能，这里也有两个故事。
我和徐匡迪团长都曾长期在上海任职，他是市长，我是负责浦东开发和对外贸易的副市长。80年代初，上海和德国大众双方都很有远见，开始了深度合作，在中国生产了第一款具有国际水平的桑塔纳轿车，一时间桑塔纳遍布中国各城市。桑塔纳在全部国产化之后，其质量完全达到了德国标准，由此增加了中国人对德国技术和德国合作精神的信任。2002年底，30公里的德国磁浮列车铁路在上海通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实现进一步的扩建，这是殊为可惜的。怎么就不可以设想，今天中国新建的1.8万高速铁路中有一两千公里是磁浮铁路呢？怎么就不可以设想中德合作在第三国承建磁浮铁路呢？那时，我曾经对德国的《镜报》说过，德国和欧洲公路已经很发达，中国国土广大，是磁浮铁路发展的广阔天地。德国的磁浮铁路能否在中国扩大里程，是关系到磁浮技术的生死前途的。今天我们双方应当能从中吸取某些经验和教训——比如德方在专利转让时要更爽快些，中方在保护专利时要有更明确的承诺。另外，在技术领域要更紧密合作之外，也还需要在向公众传播时做好相关的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以赢得对合作项目的舆论支持。
今天，中国和德国的合作领域会远远超过前20年，因为中国比那时有了更多的外汇储备，有了更多的能与国际对话的企业家，有掌握更多较新科技的工程师，双方已经克服了最初合作的磨合阶段，所以中德合作应当是能够乘上更高速的列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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